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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谈古论今:揭秘:武昌起义最主要的策划者究竟是谁?

    2013-06-20 15:38 | 阅读(9)

     

    核心提示:就如此重要的一次武装起义来说,究竟谁是筹划武昌起义的关键人物,其实是值得关注的学术问题,需要静下心来,凭资料说话。准确的答案既不是文学社社长蒋翊武,也不是湖北共进会的实际负责人孙武,而是起义之前就被杀害的文学社评议部长刘复基——一位胆识俱全的革命主将。

    文章摘自:《历史学家茶座》2011年第2期,作者:郭世佑,原标题:谁是武昌起义的主要筹划者

     

    历史的因素总是多项和相互联系的,也是复杂的,单个历史人物与历史事件的重要性往往是相对的。研究历史人物的主要目的其实就是知人论世,窥一斑而见一豹,而不是像八百里水泊梁山排座次那样,一定要给某些人物的功绩大小排出序列,非得争一个谁最重要谁为其次,谁是第一第二不可,这样的做法只能满足于时下中学应试教育的“定论”思维,把历史人物绝对化和脸谱化,只为考试的记忆标识而存在,却不为解读历史的复杂性与真实性而存在。只有把个体研究同群体研究结合起来,才有可能克服“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毛病,而不至于不声不响地站在个别历史人物后人的情感立场与利益立场,拼命为某个人物争功,不厌其烦地做辩护律师,却找别人的岔,搞双重标准或多重标准,既不大气,也不客观。如果历史研究者终生只满足于研究某个历史人物或者某类历史人物,一般就难以跳出这样的情感纠葛。不过,当某些重要人物的显赫事功与生命价值已被集体无意识地忽略甚至遗忘时,清理这类人物的历史功绩就是求真的本职所在,那就不是可有可无的了。

     

    首先应该指出,近代反清革命运动之所以被叫做“辛亥革命”,那是因为清末的辛亥年(1911年)爆发了震惊中外的武昌起义,而不是别的。许多辛亥先驱还常把武昌起义称做“武昌首义”,中华民国的国庆纪念日还以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之日为依据而确定,那也是因为武昌起义的特殊位置与贡献所致,毋庸置疑。正是武昌起义给了清朝统治以致命的打击,引发了全国反清革命运动高潮的到来,武昌起义就是埋葬清朝统治的总动员令。在此之前,并非没有武装反清的起义举动。远的不说,就在辛亥这一年,比武昌起义还早半年,由孙中山、黄兴直接领导的广州黄花岗起义就在4月27日发生过,那是孙、黄投入精力最充分、筹款最多的一次暴动,牺牲了不少革命精英。只因武昌起义不是同盟会总理孙中山直接领导的,而是在所谓群龙无首的情况下引爆,在一个同反清革命毫无关系的清朝新军协统黎元洪的统率下成功的,除了孙中山说对它感到意外,还有很多人也这么认为,至今为之,有些新出版的论著还把它说成“偶然”成功。所以长期以来,无论是把武昌起义叫做“总理第十四次起义”的国民党史家,还是1949年以后的一代史学研究者,人们除了对被誉为“打响首义第一枪”的湖北新军工程营代表熊秉坤谈论得较多以外,对发动和组织湖北新军革命士兵的有关领导者的研究都不够重视。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彪炳史册的辛亥革命主要是以清末辛亥年一举成功的武昌起义命名的。如果离开了这场起义,辛亥革命的历史恐怕就得重写了。

     

    至今为止,大学历史系的近代史专业教材对兴中会、同盟会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思想讲了不少,对武汉地区革命党人的组织发动却语焉不详,中学历史教材更是如此。以使用普遍的岳麓版、人教版、人民版、大象版四种高中历史教材为例,这四个版本均未提到文学社的负责人蒋翊武、刘复基的名字,更不用说介绍文学社。岳麓版教材必修一只提到接替蒋翊武的起义临时总指挥吴兆麟和协统黎元洪,大象版教材(2004年6月第1版)介绍武昌起义第一枪,也只提到“1911年10月10日晚,驻守武昌的新军工程第八营的士兵程正瀛开枪打死一反动军官,熊秉坤随即赶来,鸣笛聚众,宣布起义。”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初中历史教材(2008年7月第3版)更是丝毫不提文学社、共进会及相关人物。

     

    许多武昌起义的当事人经常提到“首义三武”,即文学社社长蒋翊武、共进会实际负责人孙武和共进会骨干张振武,至于各自的具体建树如何,“三武”可否三分秋色,都缺乏系统的诠释。1980年左右,笔者在长沙岳麓山下求学时,仰望那一群湘籍辛亥英烈的墓碑,有感于文学社社长、武昌起义总指挥蒋翊武的革命事迹未见彰显,在近代史大家林增平教授的鼓励与指点下,对蒋氏的革命事功做过专题思考和表述。文章发表不久,就觉得自己的立论还需要斟酌,不能根据领导者的职务来确定历史地位与功绩。

     

    民国时期的军事理论家蒋方震(百里)在《中国五十年来军事变迁史》中指出:“历次革命皆自外铄,其势不坚,而武昌革命则其势由内而外,由下而上,其成功也,非偶然也。”武昌起义之所以在“群龙无首”的情况下一举成功,主要因为武昌革命志士组织周密,筹备细致,不像华南地区的武装暴动那样,经常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反清暴动来得快,败得也快,值得予以重视。就如此重要的一次武装起义来说,究竟谁是筹划武昌起义的关键人物,其实是值得关注的学术问题,需要静下心来,凭资料说话。准确的答案既不是文学社社长蒋翊武,也不是湖北共进会的实际负责人孙武,而是起义之前就被杀害的文学社评议部长刘复基——一位胆识俱全的革命主将。

     

    一、丰富的早年阅历

     

    刘复基,字尧澂,亦作尧澄、瑶臣,化名汝夔,1885年1月出生在湖南武陵县柳叶湖,就是现在的常德市武陵区白合山乡柳叶湖村,本属农民家庭,父亲文福在常德府城大河街经营灯笼铺,复基从小就随居府城,与兄长星澂同时到私塾教师家里接受启蒙教育。

     

    常德属于广义的湘西地区,东北多湖,西面多山,哥老会的反清活动比较频繁,复基从小耳濡目染,参与其中的联络。他的年龄不大,谈不上资历,只因胆识过人,就被举为头目,叫“金凤山刑堂”。1901年,复基在常德结识比自己大两岁多的桃源革命青年宋教仁,邀到家里,订为莫逆之交。从此,求学武昌文华书院的宋教仁每次上学与回家经过常德,都一定要同复基会面,畅叙一切。

     

    1903年,复基考入设在德山的武陵县立高等小学堂,经常演说清朝腐败,满、汉势不两立的道理,连该校校长都觉得他说的有理,就不阻扰。第二年,才华横溢的宋教仁以华兴会副会长的身份潜回常德,密谋响应长沙起义。复基就以常德鸡鸭巷饭馆的厨师名义,联络会党和新式学堂的进步青年。当时,澧州青年蒋翊武就在常德的湖南西路师范学堂读书,也成了复基发动的对象。宋教仁的日记还记得很清楚,农历九月二十三日那天辰时从桃园坐船,中午抵达陬市,下午到常德城区五省栈,与刘复基、胡范庵见面,准备第二天赶往长沙,刘、胡都想跟宋一起到长沙去参加华兴会起义,宋只同意胡与晏某去,委托刘复基留下,让他与另一骨干楚义生“在常经营一切”。

     

    当宋教仁坐船三日赶到长沙,华兴会的起义计划已经事泄,黄兴与宋教仁等遭到通缉,这天还有两个党人被杀,其中一个在临刑前就供出了常德有个“宋家仁”,宋教仁从武昌顺江东下,从上海亡命日本,刘复基陷匿老家柳叶湖,暂避风声。这时,湖南会党头目马福益潜赴湘西洪江,重谋起义,刘复基设法与马取得联系,重新组织会党。

     

    1905年春,马福益在湘乡被捕遇害,刘复基潜赴省城,试图再作发动。而湖南当局戒备甚严,收效不大,及时函告宋教仁,“述自去冬以来屡次失败之状,慷慨悲愤,令人泣下”。刘复基收到宋教仁的回复,得知同盟会已在东京成立,精神为之振奋。他凑集盘费,邀兄长星澂于10月起程东渡日本。从幸存的同盟会会员名册中可以查到,11月21日,复基由宋教仁主盟,加入同盟会。很多回忆与论著都断定文学社的社员都没有出过洋,都是土生土长,黄兴的女婿、美籍知名学者薛君度教授在《黄兴与中国革命》一书中也说,文学社骨干们“从没有出过国门”,也忽略了刘复基的特殊身份,就显得有点以偏概全。

     

    复基在日本的盘费告罄,停留的时间不长,就趁着留日学生抗议日本政府颁发中国留学生取缔规则的回国浪潮,携带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六百份离日,散发在沪、鄂、湘等地,重新联络同志。

     

    在上海,他配合湘籍同盟会骨干姚宏业等,以中国公学为重心,发展同盟会员,该校学生蒋翊武就是他介绍加入的。他还与另一湘籍同盟会骨干杨卓林成立同盟会在上海的外围组织“竞业学会”,还办《竞业旬报》,“专业提倡民族主义为宗旨”。

     

    在武汉,他与刘敬庵、张难先等取得联系,加入日知会,开始涉足湖北革命团体,为他后来再度赴鄂发动建立了人脉基础。

     

    在长沙,他与覃振、胡有华等于府署后之五堆子设立报刊代派所,暗中销售《民报》,往返湘鄂之间,联络同志,宣传革命宗旨。他还通过东京的宋教仁,向《民报》编辑部推荐内地同志撰写的革命稿件。1906年夏,他还协助同盟会湖南分会负责人禹之谟,发起在岳麓山公葬陈天华和姚宏业的活动,借以鼓舞民心,传播反清革命思想。经过刘复基和禹之谟等人的努力,华兴会起义失败后的湖南重现革命生机。复基给宋教仁的信中就说:“湖南局势甚好,必有呼汉族万岁之一日。”

     

    革命充满冒险,挫折考验意志。由于萍浏醴起义失败,复基的战友禹之谟、覃振、刘敬庵、杨卓林等分别在湘、鄂、沪被捕,许多秘密活动机关同时遭到破坏,复基一时无法立足。适逢父亲病故,他以守制为名,回乡隐居。虽然如此,他“亦不以居丧废射猎,猎或数日不返的,识者知其志别有所在。”覃振从长沙改押故乡桃源时,复基还邀蒋翊武等人,借狱中探监之便,继续商讨革命对策,矢志不渝。

     

    可见,刘复基早年革命阅历的重要性已在蒋翊武之上。

     

    二、文学社的实际负责人

     

    1909年秋,已在汉口落脚的刘星澂向负责《商务报》的湘籍革命党人何海鸣推荐自家老弟,何很高兴,就请星澂把刘复基召来,协助办报,复基就邀蒋翊武同行。这时,湖北新军中有个革命团体,叫群治学社,它同“科学补习所”、“日知会”、“军队同盟会”一脉相承,虽几经挫折,一直坚持下来,难能可贵。复基抵汉口时,群治学社社员大都已随军赴防襄河一带。他和翊武很想参加,就邀《商务报》报馆的鄂籍革命青年詹大悲,以记者(“访员”)名义潜赴天门,潜江一访,与群治学社社员蔡大辅取得联系。翊武随即化名入伍,复基则持蔡大辅所书的介绍信返回武汉,与该社负责人李六如接洽,加入群治学社。李六如,又名抱良,湖南平江人,与刘复基一谈就很合拍,对他评价很高。李六如后来撰写的回忆录《文学社与武昌起义纪略》与自传体小说《六十年的变迁》对刘复基都有极高的评价。小说中的“季交恕”,就指李六如本人,他不过是在自己姓名的每个字上加了笔画而已。

     

    同年12月,《商务报》的老板病故,该报改组,社址迁到汉口英租界致祥里,詹大悲为主笔,复基任会计兼发行,何海鸣任编缉,言论日渐放开。他们就想把《商务报》办成群治学社的机关报,以便壮大学社的力量。据熊十力回忆,某个雪夜,刘复基穿着布袍,邀何海鸣登蛇山,不是赏雪,而是鸟瞰武汉三镇的地形,商谈革命机要,刘复基的鞋子都结冰了,也不觉得寒冷。

     

    当时,南方的保路运动出现高潮,清政府坚持举借外债,转移路权,湘籍君主立宪论之干将首领杨度附和甚力。1910年春,刘复基与李六如听说杨度路过汉口,就借湖南会馆,召集湖南旅鄂绅学各界人士,名义上欢迎“乡贤”,实则计划惩办他。有一天,刘复基与李六如等赶到汉口英租界附近的既济水电公司,邀请杨度赴会,杨见势不妙,一再谢绝前往,刘复基就扯其辫,把他拽出大门。英巡捕出门干涉,刘复基、李六如等数人都被抓到巡捕房,“外闻尧澂吆喝殴打声不绝”,《商务报》就因此而停刊。

     

    此后不久,长沙发生抢米风潮,湖广总督拟调兵入湘协助镇压。复基与查光佛等人商议,联合三十二标的群治学社社员黄申芗等一同起义,托孙昌复从汉口潜运炸弹到武昌,拟由四十一标发动”。这是湖北革命党人制定的第一个明确的武装起义计划。由于事泄,黄申芗等人逃走,起义无法发动起来,刘复基化名汝夔,从汉口某理发店购得一条假辫,投入四十一标当兵。李六如后来回忆说:因复基“有才智,自他入伍当兵后,军队中的革命运动更加发展”。

     

     

    1910年9月,群治学社改名为振武学社,以原群治学社发起人杨王鹏为社长,李六如为庶务,复基等人襄助其间。不久,杨王鹏的活动被队官施化龙侦知,司书生杨王鹏被撤职。李六如因被查出曾参与殴打杨度,也遭重责开除。杨、李二任离鄂前,在社务接交问题上,经过了一番仔细考虑。鉴于振武学社的活动和殴打杨度事件已引起官府的警惕,他们就没有把社务直接交给新军中革命阅历最丰富,而且“智勇足备”的刘复基,而是交给遇事比较谨慎,也具备一定的革命阅历和经验,又很尊重刘复基的另一振武学社骨干蒋翊武。照李六如的话说,是“因蒋翊武很像一位乡下佬,经常笑嘻嘻的,会团结人,而且进营以后,还没有露过头角”。两位湘籍同乡的这个选择,对确定蒋翊武在即将改名的文学社中的领导职务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1911年1月30日,蒋翊武和刘复基邀集部分振武学社骨干,在武昌奥略楼召开文学社的成立大会,公举蒋翊武为社长,刘复基为评议部长。文学社骨干章裕昆说:文学社的“实际工作多是刘尧澂负责”。在何海鸣的心目中,文学社的“首领”就是刘复基。

     

    从与共进会合并之前有据可查的几个重要会议的情况来看,在文学社的四次代表会议里,作为主要发言人,刘复基有三次,蒋翊武只有一次;充当会议主席者,除了一次情况不明外,在其余三次中,刘复基有两次,蒋只有一次。

     

    再看看文学社的几个关键时刻,刘复基又是如何沉着而果断地率领社员们渡过难关,推进革命高潮的。

     

    迄至与共进会正式合作为止,文学社曾连续三次遇到比较大的挫折。

     

    第一次是黄花岗起义失败不久,一片恐怖,文学社的组织活动无法正常进行。为避免社员失去联络,刘复基毅然请假出营,蛰居阅马厂文昌阁,“每日往各营通问,藉谂内外消息”,使诸同志得以明了近日状况,精神愈奋,团结愈坚,力量日见充实。刘复基之努力,“收获洵不小也”。不久,刘复基为方便起见,索性退出四十一标,租居社员张廷辅的家——武昌小朝街85号,张家住楼下,他带两名社员住楼上,专事专门从事组织发动和联络,他的住所就成了文学社的总机关。

     

    刘复基等人驻社办公,是为文学社发展史上的一个转折点。从此,该社开始有了自己固定的秘密活动场所和常设机构,社务日形发展。据称,社员们“都一致称赞‘刘复基真行,好角色’。从此,文学社全体社员脑子里,无论认识不认识,差不多每人都有个刘复基的印象”。直到武昌起义爆发,文学社的队伍扩大到三千至五千人之间,成为武昌起义的主要力量。革命成功之后,超然于文学社与共进会两派之争的湖北通志馆副馆长兼总纂李廉方在《辛亥武昌首义纪》一书中说:“武昌首义,杠枪抢炮,以光复三镇,鏖战阳夏者,大抵皆文学社社员。”

     

    第二次是8月1日,文学社机关报《大江报》遭到湖北当局查封,詹大悲、何海鸣鎯铛下狱,情况十分紧急。刘复基连夜向各营代表报告,告以正筹大举,为期不远”,“望诸同志加倍慎重,勿泄露消息,静候时机之至”。如果不是刘复基出面,恐怕就会像以往治学社和振武学社一样,稍遇挫折,便中辍社务,一切从头开始,正是有了刘复基这样得力的职业革命者,不仅文学社的组织机构被完整地保留下来,而且军中的社务发展一天也没有停止。

     

    第三次则是当刘复基等加紧与共进会代表筹商联合起义具体方案时,湖北当局突然下令调部分标营外出驻防,企图支解新军中日益膨胀的革命力量。文学社社长蒋翊武、骨干章裕昆、唐牺支等都将随军外调,统限9月12日以前准备完毕。面对突如其来的变化,刘复基在机关部召开紧急代表会议,要求“各同志努力奋斗,以期突破此危局。一旦武昌起义,分驻各处同志,能迅即响应,其效更大。”接着,他又具体布署各驻防同志的响应任务,表示“如此间计划确定,即派人往各处通告”。经刘复基的妥善安排,坏事反而变成了好事。驻防宜昌、襄阳等地的文学社社员们后来都能如约响应武昌,从而壮大了武昌起义的革命声势。

     

    甜蜜的水果不仅需要阳光,也需要凉夜,寒冷的雨水就能使其成熟。人的性格陶冶与意志锤炼不仅需要欢乐,也需要困难的考验,困难往往比风平浪静之时更容易体现和提升一个领导者的胆识和才华。每当文学社的困难时刻,身为评议部长的刘复基总是起着比社长蒋翊武更为关键的作用,显示出文学社实际负责人的地位。当然,文学社的力量之所以不断壮大,并发展成湖北新军中最大的革命团体,如果把功劳仅仅归之于刘复基一个人,而忽视其他领导者和骨干们的努力,显然是失之偏颇的。无论是社长蒋翊武、副社长王宪章、文书部长詹大悲,还是当时关押在狱,但行动相对自由的原日知会骨干胡瑛,都从不同方面起过比较重要的作用。至于共进会负责人孙武后来说,文学社“内部干事奔走者,惟刘尧澂一人而已”,从此,话中既可以看出孙武对英年早逝者刘复基的敬重和惋惜,也不难感受到他对政敌蒋翊武和文学社的贬低与偏见。

     

    三、筹划武昌起义的主帅

     

    如何筹备武昌起义,首要的问题就是加紧同新军中的另一革命团体共进会携手合作。

     

    湖北共进会是东京共进会的一个分支,东京共进会的会长刘公与军务部长孙武分别兼任湖北共进会的会长和军务部长,它以鄂籍留日学生为主干,初拟致力于联络会党,辛亥年受文学社的影响,也把重心放在发动湖北新军。文学社则由科学补习所——日知会——军队同盟会——群治学社——振武学社演变而来,以湘籍志士为主干,扎根于湖北报界与新军之中,除了刘复基在日本参加过同盟会外,其余都没出过国门,从《商务报》到《大江报》,还有自己的机关报,还有标、营、队代表制度。两个团体在新军中互争社(会)员,影响团结,也容易暴露目标,双方都有合作的愿望。不过,共进会的实际负责人孙武自恃才高,有将文学社归其统一领导之意,文学社社长蒋翊武则担心孙武等“出了洋的人是不好惹的,我们一定会上他们的当”,对合作一事信心不足。因此,文学社与共进会的联合,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

     

    究竟谁是促成文学社和共进会合作的关键人物?至今为止,大致有三种说法:

     

    1、湘籍同盟会员谭人凤。谭人凤的《石叟牌词》、邹永成的回忆录及其他一些记载均持此说。

     

    2、共进会员陈孝芬。陈孝芬自述“自告奋勇愿作调人,经过十次会谈……后来再三和刘尧澂商讨,刘尧澂因我说的合则力量聚而大,分则力量散而小的话极有道理,才应允定期召集文学社社员大会讨论”。长期从事武昌起义史研究的贺觉非先生也倾向于此说。

     

    3、刘复基、查光佛、陈孝芬、邓玉麟等人。此说散见于另一些首义当事人的回忆录里。

     

    以上三种说法都不够准确。尽管谭、陈等人都曾以不同身份出面,在促成文学社和共进会的联合上起了重要的作用,但还不能算是很关键的作用。仅就时间上说,首先提出两团体联合主张的既不是谭人凤,也不是陈孝芬。谭人凤于农历五月初来汉,劝其和衷共济,相辅而行之前,刘复基就开始与共进会代表坐下来商谈合作事宜。而且谭人凤离鄂时,商谈仍在继续,并不因为谭这一趟就迎刃而解。至于陈孝芬说是他的合作影响了刘复基,此话也有些言过其实。据另一共进会员李白贞回忆,陈孝芬本人因与章裕昆各自在军队发展自己的成员而产生矛盾,还是“经刘尧澂出面调停才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