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轮一九四九
发布时间:2010-07-01  |  类别:专题文章  |  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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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远到不了的岸



     关于太平轮的记忆,其实与“太平”毫不沾边儿:它在一个不太平的年月里往返于上海和基隆之间,装运过许多关于离散和逃亡的故事,然后带着上千条生命和他们的悲欢离合,沉入大海。

     但那时候,张典婉还没有出生。她没有见过太平轮,如果不是她的养母念叨了几十年,她甚至有可能不会知道那条沉船,更不会花费十年时间,忍受许多拒绝、白眼或呵斥,把与太平轮有关的故事一点点抠出来,拼凑完整。|

     作为一艘货船,太平轮确实已经过去很久了。它曾常常停靠的上海码头早就不复存在,变成繁华的城市腹地;当年报道过它的报纸停了刊,夹进图书馆和档案馆布满灰尘的纸夹里。距离它沉海已经过去61年,许多人已经在用“旧事”这个词来形容与它有关的故事。

     但张典婉越来越相信,关于那艘船的故事并没有结束,而是散落在许多人记忆里。她把这些故事拍成纪录片,写成书,试图借此记录一代人的流亡经历,并作为衡量那个年代的一把标尺。

     故事里那些人,大多数并不伟大,甚至算不上成功,但张典婉觉得,这些小人物的命运,不应该被夹杂在历史的洪流里轻易地遗漏掉。因为这个有些瘦小的女人固执地认为:“历史并不只是由伟人的丰功伟绩堆叠的。”


战乱年代的渡船



     太平轮沉没的时候,王兆兰才16岁,母亲带着她和3个弟弟妹妹,离开上海豪华的楼房,到台湾寻找提前迁走的父亲。当时,太平轮并不是这一家5口的首选,王兆兰的父亲是一个成功的商人,因此,母亲曾经为这次旅程先后预订过另一班轮船和一架飞机。

     太平轮是在1948年7月15日开航的,每周一班。在当时,每天往返于大陆和台湾两地的轮船约有50艘,它载重只有2050吨,并不起眼。
不过,在那个当口,包括太平轮在内的渡船都已经是一票难求。从这年秋天开始,来往大陆、台湾两地的商人,撤退的士兵、公职人员和他们的家属,以及逃难的百姓一起涌入上海,并打算从这里渡海。而船上除了装人,还要装上衣柜、建材、文物甚至银元券。按照票面印刷的价格已经很难买到船票了,再加上纸币每天贬值,想买一张票,往往要动用黄金才行。

     一名当年险些登上最后一班太平轮的女士,向张典婉描述过她当时在上海见到的场面。“码头边,拉着黄包车的车夫,急急按喇叭送客人上船的司机,一箱箱准备运到台湾的木箱,被吆喝着抬上船。”

     乘坐轮船渡过海峡的人们,有时不得不在枪炮声中启程。他们心里,有莫名的恐惧,也有对未来的期盼和想像。张典婉曾听人提及,船开离上海,有些年轻人站在太平轮上,一边唱着“夜上海”,一边遥望着远去的上海滩。他们中许多人向往着“景色优美的台湾”,就此告别故土,再也没有回去过。

     不过,作为那段艰难时日的美好回忆,另一些故事也被留传下来。比如,某位小姐是在航行中认识了神气的船长,并最终结为夫妇,他们的儿子特地撰文回忆这段佳话;而一个叫杨太平的人,则是在太平轮颠簸的航程中出生的,他的母亲大喊大叫,才请来人帮忙。

     轮船所连接的,只是这场艰难迁徙中最后一段路程。在此之前,奔赴异乡的人们往往要经历更多。有人先乘坐火车一路往南,但挤上火车并不容易,车厢里挤满了,就往车顶爬,车顶也人满为患,只好抓着栏杆往上闯,有时候是“先生把太太抱起来往上丢”。还有人要搭着小船来到外海上才能上船,结果甲板上也满是人,躺都躺不下,就连上厕所都很难挪动。

     等上了船,没有栖身处,很多人只能窝在过道边的一角,因为晕船而吐得死去活来。有人因为船漏水得了风寒,还有孕妇在船上生产,小孩生出来就死掉,用军毯一包,扔到海里。

     在这种慌乱的光景里,王兆兰一家为了早点见父亲,最终赶上了太平轮。和他们一起登船的,还有做羊毛生意的叶伦明,以及其他1000多名各怀心事的旅客:既有再普通不过的平民百姓,也有身份显要的将军、省主席,以及袁世凯的孙子、东南日报社社长、国立音乐学院院长等。

     船上挤满了渴望团圆的人们。那是在1949年1月27日,第二天就是除夕,这是年前最后一班开往台湾的客船,许多人相信,自己很快就会与亲人一起吃年夜饭,另一些则心神不宁地等待着未卜的前程。除此之外,船上还装着迪化街的南北杂货、政府机关的报表文件,以及600吨钢材、中央银行的80箱卷宗、药铺的中药、商铺的账簿、五金、铁钉,外加东南日报社的一整套印刷器材和印报纸。

     张典婉后来了解到,这一班太平轮,登记在册的旅客只有508名,但实际运送的旅客超过1000人。到最后关口,人们各尽所能:有身份的人拿名片,认识船员的人托关系,另一些人则只能出高价,买到一个没有船票的位置。因为人和货物太多,原本打算上午启航的太平轮,直到下午四点半才开动。

     在经过几十次航行之后,这艘中型货轮已经有些陈旧了。据说,它当时已向船厂登记过,准备换钢板,调船壳,并加以修理。
不过,起码这一次没有赶得上。风平浪静,太平轮晃晃悠悠地离开上海,进行它的第35次航行。船上其中一名乘客后来回忆,他在入睡前还相信,等他和家人睁开眼,就能“见到四季如春的宝岛”。


母亲的太平轮




     张典婉的养母司马秀媛是在沉船发生一个月前,搭乘太平轮到台湾的。当时,这个上海富商的女儿拎着一个箱子,抱着两条狗上了船。

     这段经历成为张典婉记忆中家庭餐桌上的固定话题。在乡下那间房子里,每当那个上了年纪的上海女人摆下刀叉,她常会不厌其烦地重复道:这是坐太平轮带过来的哟。而故事的结尾通常是“还好我没坐那班船”之类。这时候,张典婉总要私下里嘀咕,不知道她为什么要讲这个。
因此,从刚记事的时候起,张典婉的生活里“就有一艘太平轮”。她还从养母的絮叨里得知,那艘船后来沉了,淹死了上千人。

     在台湾,司马秀媛嫁给了一个客家人,过着并不富裕的生活。不过,这个昔日上海大小姐固执地保留着从前的生活习惯。她喜欢穿旗袍,坚持自己做吐司、泡红茶,煮咖啡而又没有滤纸时,她就用白纱布代替。她和上海中西女校的校友们坚持每年聚会,一帮老太太聚在一起,穿着旗袍,用轻柔的声音唱“夜上海”,这个场景张典婉一直牢牢记着。

     直到2000年司马秀媛去世之后,张典婉才逐渐领会到,她们“是在用自己的方式纪念上海,纪念一种失去了的生活”。在养母从未给她看过的箱子里,张典婉看到了她当年乘坐太平轮带到台湾的东西:几根用布袋包住的金条、一个上海身份证、一张地契,和一个记满了电话的小本子。电话号码只有四五位,早就过时了,无法拨打。

     张典婉“仿佛突然明白了母亲为什么要给我讲太平轮”。她决定开始搜寻这艘船,以及随它一起沉没的那些家族故事。而她更大的野心,则是要“讲述我母亲那一代人的流亡”。

     这种流亡的故事,在她成长的过程中随处可闻。她的许多长辈,都是乘坐太平轮到台湾的。而她后来才得知,短短不到半年时间,仅乘坐太平轮到达台湾的人就有3万多。

     然而,经过了几十年时间,那段故事已经模糊了。最初,她只能从书籍和人们的讲述中得到一些线索,到2004年,张典婉受邀参加拍摄一部关于太平轮的纪录片,这段历史才真正开始向她展开。

     她往返大陆、香港和台湾之间,寻找幸存者和遇难者的家属,并且到图书馆、档案室搜寻当年的资料。第二年,这部纪录片播出,但里面呈现的故事并不丰富。当时,她甚至根本找不到一个在那场海难中活下来的幸存者。

     根据事后的官方统计,最后一班太平轮的1000多名乘客,只有36名获救。此时,太平轮沉入海底已经快60年了,太平轮连接的两岸也各自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谁知道这些幸存者各自经历过什么,是否还在人世?


沉船




     61年前,在太平轮沉没前拥挤的船舱里和甲板上,乘客们能深深体味战争年代特有的紧张和慌乱。船一直平稳地行驶,但为了避免被军队拦截,它一度关了灯,也不鸣笛,还不时改变航线,抄小路行驶。

     但流落他乡的人们也终于禁不起佳节的热闹,船上逐渐开始喧嚷,人们吃喝、打牌,连大副和二副也参与进来。为了这趟航程,船员们还特地采购了玛琪琳、咖啡、培根、海蜇皮、啤酒和汽水这些应景食品。天气很好,幸存者在事后回忆,当天晚上“海象极佳,无风,无雨,也无雾”。

     在这样的热闹中,王兆兰靠在母亲怀里睡着了,而叶伦明则在和朋友们一起吃饭。11时过后,叶伦明站起身来替朋友们盛饭,大约在同一时间,满载着木材和煤炭的货船建元轮迎面开来,并与太平轮相撞。

     张典婉后来翻阅了幸存者提供的自述文件和法庭证词。她发现,这些大多只有一页纸的陈述并没有提供多少细节。不过,当时的《大公报》采访了几名幸存者,记下他们的经历:“被船压倒海里,吃了很多水,挣扎着浮到水面抓牢木板或箱子,又被浪打翻,这样三四次,幸亏体力好,后来爬到木板上,半身都浸到水里,寒气逼人,手足都冻僵了。”

     王兆兰至今仍记得母亲最后对她喊的那句话:“抓好妹妹。”从梦中惊醒时,她发现自己身处正在下沉的甲板上,四周到处是挣扎和呼喊的人,但很快,温度越降越低,呼救声逐渐变弱。叶伦明趴在一个沉浮的木箱上,熬到天明,才被一艘外国军舰救起。

     张典婉把这些都写在自己的书里。她记下这个过程中温暖的依存相助,也记下了“人性的丑恶”。比如,有人曾回忆,有人拿枪指着别人,要求让出木板,还有的不顾身边的求救者,划着救生船扬长而去。

     能撑到天亮时分的人有幸等到了救援。政府派出了轮船和飞机进行打捞,一艘外国军舰救出了大部分幸存者,附近的渔民也划着舢板来救人,不过他们大多只见到了“漂浮在水面上的木箱子”。王兆兰活了下来,但她没有抓住自己的妹妹,也再也没见过母亲和另外的弟弟妹妹。
没有人知道具体有多少人遇难。船上有一多半乘客,连个名字都没有留下,更不用说他们各自藏在心里的希望和梦想。

     获救者被安顿在医院里。按照张典婉的解读,他们以此为起点选择了不同的方向,但在那时候,大多数人并不能完全控制自己的命运。


寻找太平轮




     在寻找太平轮往事的过程中,令张典婉最难过的是,她不得不一次次“向别人的伤口上撒盐”。不止一次,别人质问“是哪个党派派来的卧底”,或者“动机是什么”。有的人最初同意见面,最后却突然失去音信,有人非常生气地对她关上大门,还有的则生硬地挂断电话,拒绝她的访问。

     “过去的就让它过去了。”一名受访者回答说。

     为此,她流过很多眼泪,不过还是坚持下来。她在自己的作品《太平轮一九四九》的自序中这样解释自己的想法:“逝者受苦的魂魄需要祈祷安息,幸存者及后代们的暗夜哭泣需要被聆听。”

     “那一艘永远抵达不了目的地的轮船上,其实有着比电影铁达尼号更真实、更感动人的事情发生着,不分阶级、省籍、年龄、性别,他们同舟共济,互相扶持直至灭顶。”

     2005年年初,为拍摄那部名为《寻找太平轮》纪录片,她和合作者在报纸上刊登广告,开设网站,开始收集到与太平轮有关的零散记忆。

     寻找的过程中有很多惊喜。她曾经在一家餐馆偶遇过在太平轮上出生的老人,也曾辗转来到大陆一家档案馆,抖落厚厚的灰尘,翻开了从1949年之后再没有人翻过的档案,找到了当年与太平轮有关的起诉书、证词和罹难者名册,以及太平轮全船构造图。

     这部纪录片播放后,越来越多与太平轮有关的故事开始浮出水面,她也得以记录下那些随着幸存者和遇难者后代散落世界各地的故事。

     纪录片中引述了当时的一段证词,说“船沉以后,船长在浮桶上跳海死了,他说无脸见人”。后来,船长的后代在张典婉的博客上留言表示感谢,并告诉她:在此之前,他们一直以为父亲失踪了,以后,他们还将继续相信他只是“还没回家”。

     张典婉信佛,也信命运。她觉得太平轮的故事“是命运的安排”,而自己寻找的过程也“冥冥中有命运的指引”。她反复强调,很多时候并不是她找到了故事,而是故事找到了她。

     叶伦明获救以后到了香港做生意,并因为坚持长跑而小有名气。2005年,他一个在海外读书的后辈通过报社联系了张典婉。最终,张典婉在香港一座地铁站的自动取款机旁见到了他。

     尽管已经在记录上阅读过很多遍太平轮的故事,但这一次,她终于亲耳从幸存者那里知道了几十年前的那场灾难。她觉得自己第一次离太平轮这么近。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联系她。有的通过博客,更多人则是把信寄到报社,这些信来自世界各地,“也许是因为他们血脉里都有漂流的因子”。
她把这些故事一点点积累起来,写在书里。2009年,这本名为《太平轮一九四九》的书在台湾出版。

     王兆兰则是在看到书以后,才和她取得了联系。在通了很多次电话之后,她才同意与张典婉见面,但要先准备一个月的时间。
当年16岁的小女孩,如今已经满头银发,并在灾难之后,又度过了坚强和努力的大半生。但是,在位于台北的客厅里,讲起太平轮上发生的事,她仍然像个孩子一样,捂着脸放声痛哭。

     张典婉发现,尽管已经过去这么多年,太平轮给遇难者家人留下的痛苦,似乎从来没有减弱过,“这样的记忆是不可能淡忘的”。
因此,尽管经历了许多拒绝和抗拒,她觉得自己不应该感到委屈。因为这与围绕着太平轮发生的那些苦难比起来,“实在是太轻微了”。


命运




     作为一艘船,太平轮的故事在61年前那个漆黑的夜晚已经结束了。一场巨大的灾难以上千人死亡终结,但张典婉相信,对许多与太平轮发生关联的人来说,那一夜之后,命运故事才真正刚刚开始。

     在张典婉找到王兆兰之前,她几乎闭口不提自己的往事,太平轮巨大的阴影笼罩了她一辈子。而叶伦明靠做小手艺养活自己,几十年来,他一直坚持长跑,这是他纪念灾难的方式。

     对亲历者来说,那场可怕的灾难也许深及骨髓。一个幸存者曾在事后无数次对儿子谈起那次灾难和逃生的经历。但儿子记得,每到周末,总会有一个穿军装的人来拜访父亲,后来才得知,这是与父亲一起从太平轮上活下来的朋友。

     不过,让他印象最深的是,两个男人几乎从不说话,只是坐在客厅里一整天,各自喝茶、看报。这样的日子持续了20年。

     他的父亲名叫葛克,1949年时担任国民党军队的少校,妻子在太平轮上遇难。这个故事让张典婉记忆犹新。

     但张典婉听到最多的,是关于“等待”的故事。

     当时,只有8岁的黄似兰离开母亲,被提前送到台湾,并欢天喜地的等着母来过春节,结果却只等到母亲身亡的消息。

     有一张照片记录下黄似兰在上海度过的快乐童年。她留着时尚的发型,穿着漂亮的花裙子,面带笑容。但那样的好日子随着太平轮一起沉到海里了。遭遇变故后,黄似兰被家人带着,在台湾和大陆之间来回奔波,经历过“文革”,挨过批斗,也目睹过家人争夺遗产的明争暗斗。

     这样的故事,张典婉收集得越来越多。有个妹妹一直在打听大哥的下落,将近10年后才得知他想尽办法买到一张退票,登上了最后一班太平轮。有位父亲在登上太平轮前,给已到达台湾的妻子和女儿拍电报,要“与你们一起过年”,但从此再也没有音信。

     一些故事是幸运的:有一户人家因儿子发高烧,遗憾地退掉船票;另一个有福气的人则是没有挤上火车,误了船。还有些故事,则说不上是幸运的还是不幸的。一名住在欧洲的年轻人写信给张典婉,告诉她自己祖父的故事。当时,祖父订上了最后一班太平轮,全家9口人,9张票,但因有事走不了,就转让给了邻居家,也是9口人。这件事,祖父直到死还在说,说了半辈子。

     被后人记住的,还有太平轮所属的中联公司总经理周曹裔的遭遇。当时,周家的住所被愤怒的遇难者家属砸毁,又因为保险公司宣布破产,不得不举家赔偿。周的后人只记得,他们房子越搬越小,母亲把金首饰也卖掉偿债。后来,中联公司名存实亡,周家搬到台湾定居,据说周曹裔老了以后,很少讲话。

     随着时局动荡,太平轮沉船案的审理和赔偿事宜草草收场,不了了之。与这场悲剧相关的档案和资料分散各地,逐渐湮灭。但张典婉觉得,她所找到的每一个故事的主人公,“都有他们各自的期待和挂念,一生都在等待”。


祭 奠



     对太平轮的祭奠从61年前就开始了。当时,失去了妻子和幼儿的杨洪钊与其他几名家属一起,摇着一艘借来的小船,在出事的海域附近徘徊。他们一边呼喊着亲人的名字,一边洒下冥纸,替死去的亲人招魂。

     1951年,于右任题写的“太平轮遇难乘客纪念碑”在台湾基隆港立起。自从2005年关于太平轮的纪录片播出后,每年1月27日,在基隆,都会有一场并不正式的纪念,人们聚在一起,用鲜花纪念那些没有到达这里的人。

     5月25日,在海峡的另一岸,太平轮当年沉没的海域附近,另一场悼念平淡地进行。

     叶伦明从福州赶来,他已经90岁,刚生过一场大病。王兆兰从台湾赶来,她“做梦都没有想到还能回到沉船的地方”。从各地聚到一起的,还有其他20多名闻讯而来的遇难者家属。黄似兰花了两个月时间叠了一千只纸鹤,另一名遇难者的后人则长途跋涉,带来了一束黄菊花,要把它们撒在海面上。

     如果记忆没有发生偏差,这一天的天气和61年前一样好。嵊泗县白节山岛附近的海面上没有风,浪很小,坐在一艘粉刷一新的、租来的渔船上,人们心情复杂。

     黄似兰跪在船头痛哭失声,她向母亲哭诉在心头压了61年的愧疚,因为她没有拉住妹妹的手。75岁的张昭雄则把母亲的照片带来了,满头白发的老人哭着说,他希望让沉在海底父亲再看一眼61年前永诀的母亲。

     组织这场祭奠的张典婉说,让她欣慰的是,此前,她找到的故事多半在香港和台湾,总感觉太平轮的故事“拼图少了一半”,但这一次,拼图的另一半也在出现,让这场灾难的图景逐渐完整起来。

     一名广州的导演听说海祭的事情后,辗转找到她。当年,他有17名家人在海难中去世,他曾经写过一篇小说《海殇》,专门追溯这段往事。

     在附近的白节山上看守灯塔的周文华,也向她和前来祭奠的人们回忆往事。当年,周文华24岁,透过灯塔上的望远镜亲眼看到太平轮渐渐沉入水中,当时船上一片火光。

     张典婉觉得,还有更多故事没有出现。但她相信,当年这些被时代裹挟的个体命运,在散落了几十年以后,一定会慢慢清晰起来。

    


等待



     3月初,在太平轮沉没的海面附近,舟山群岛中一个名叫“长途”的小岛上,一个名叫陈远宽的76岁老人,在报纸上看到了张典婉要组织海祭的消息,托亲戚给张典婉打了个电话,让她“一定要来看看”。

     为了到达这个地图上都很难找到的小岛,张典婉必须先乘两班渡轮,再转乘小的机动船。岛上是个渔村,土石垒砌的房子看上去有很多年没有变化了。这里没有什么机动车,也没有什么年轻人。

     陈远宽不太会说普通话。他一夜没睡,见到张典婉的第一句话是:“我等了你好久。”

     太平轮沉船后,村里陆续漂来木板和盛衣服的箱子。两天后,陈远宽的父亲从海上救起了一个被油污裹住的女人,她留着烫过的短发,穿着高跟鞋,“很漂亮”,看起来是有钱人家的小姐。女人还活着,并清晰地说出自己的名字叫张桂樱,但不久后,她还是死掉了。

     后来,父亲和村民们一起,把张桂樱和另一具捞起的浮尸埋到离海边最近的悬崖边,并堆起了两个坟头。据说,在这一带的渔村里,海上的尸体被称为“宝贝”,因为渔民们希望,如果自己有一天在海上遭遇不测,别人也会善待自己。

     那一年,陈远宽15岁。第二年,父亲去世。之前,他把陈远宽叫到身边,一遍遍地叮嘱他,一定要想办法找到张桂樱的亲人,以便让他们把她的尸骨移回家乡。

     陈远宽至今不知道张桂樱家在哪里,也不知道她的家人是谁。但为了这句叮嘱,他等了60年,从一个少年等成了老头儿。如今,他几乎已经和1949年的父亲一样老了。

     因为年纪太大,他甚至已经没力气陪张典婉去看那两座坟。通往埋着张桂樱的悬崖的路因为很久没有人走,早就荒废了,村民们带着张典婉,手脚并用攀了上去。在用带来的斧头砍掉丛生的灌木之后和杂草,张典婉看到了那两座坟。

     她猜不出,这个叫张桂樱的漂亮女人,当年是为了什么而匆忙挤上太平轮,她身上又发生过什么故事。但她能确定,这个女人和那艘沉船上的大多数人一样,以为自己很快就能抵达彼岸。

     她也知道,另外1000多人和她一样,为了生计,告别家园登上太平轮,在旧历年的倒数第二天,在一个旧时代结束前的最后时刻,茫然地出发了。他们随后就被波涛吞没。(摘自: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