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山感悟 最难的是拯救心灵
发布时间:2010-07-06  |  类别:专题文章  |  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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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年前的7月28日3时42分,一场震惊世界的大地震,摧毁了中国冀东重要的工业城市唐山。30年后的今天,唐山人走出了大地震的黑色阴影。然而,这个遭遇了毁灭性打击的城市和她的人民,是怎样重新站起来的?在重新站起来的过程中遇到了一些什么?为人类积累了哪些经验和教训?我们走进唐山,试图寻找答案。


  直到今天,57岁的唐山市司机张荣仍然固执地住在平房里不愿往楼房搬。因为他有个算不上毛病的“毛病”:每次上楼梯,自己的腿就直发软。


  30年前唐山大地震发生时,张荣正睡在城北的单位车库里。相比不远处轰然倒塌的宿舍楼,那晚车库的墙壁只是裂开了一条缝。他便幸运地成为一名“震漏儿”。


  但自那以后,张荣一直都没敢住过楼房。“真是不敢住。回头再碰上地震、要倒了,跑都跑不了啊!”


  唐山大地震吞噬了24万生命,但也给更多生者留下了生理上、心理上的伤痛。对于他们,这或深或浅、或重或轻的伤口,是怎么也挥之不去的记忆,是一道长达30年的伤痕。


  ■紧急收治


  ■“亚洲最大”背后的沉重


  在唐山市内一些绿树掩映的地方,很容易找见那些专为地震残疾人提供的建筑。距市中心不远的南新西道上,作为我国国内最大、技术最先进的截瘫专科疗养院,唐山市截瘫疗养院就坐落于此。


  这座集医疗、康复于一体的截瘫疗养院,占地3万平方米、建筑面积8000平方米,能容纳床位200余张。如此规模,唐山市截瘫疗养院一度被外界奉为亚洲最大的截瘫疗养院。


  “这个‘亚洲最大’,其实就是我们一下子集中收治的截瘫患者太多了。没有哪次灾难像唐山地震这样造成这么多的截瘫患者。”唐山市截瘫疗养院张洪副院长向记者道出了这个“最大”背后的沉重。


  根据官方公布的数字:1976年唐山大地震共造成242469人死亡,164851人重伤,7200多个家庭绝户。逃过唐山大地震的人中,有一部分被称作“不幸的幸运者”:即虽未震亡却造成截瘫。当时在唐山,这样的截瘫患者就有3817人。


  地震后不久,这些伤员陆续被抬上直升机或火车,送往北京、沈阳、上海、石家庄等地医院接受救治。与此同时,为便于这些截瘫患者的生活和就医,唐山市开始着手在市区和各县建设截瘫疗养院。


  仅仅用了几个月时间,市区和大部分县都建起了截瘫疗养院,数目达到18所之多。而1979年开始动工建设的唐山市截瘫疗养院,则是其中规模最大的一所。


  1979年,原来被送往外地的地震截瘫人员陆续返回唐山。“那时唐山还没有完全建起来,好多人还住在简易房里。生活很是不方便,更何况是这些伤员。”张洪回忆说。


  当时,政府按照“依靠政府,国家补助,分散管理”的原则,对这些伤员实施就地安置。“对家中没有照顾能力的有口可归的城镇居民、农村社员和所辖境内无医院的行政、企事业单位的截瘫伤员,入住市、县办截瘫疗养院、农村敬老院”;家中有照顾能力的截瘫伤员,则在家中疗养。那时候,全市的截瘫疗养所一下子集中安置了531人,仅唐山市截瘫疗养院就收治了180多人。


  这一安置模式一直延续至今。后来随着病人的减少,18所截瘫疗养院中,有的改成了养老院。目前,唐山的6个截瘫疗养院、6个乡镇敬老院仍集中供养着347位地震截瘫伤员。


  现在的唐山市截瘫疗养院里,还有70多位地震截瘫伤员。记者去时,病员们坐在轮椅上于院内三三两两地聊着天。


  临近“7·28”30周年,疗养院刚刚装修一新。洁白的墙壁、宽敞明亮的病房、亮得照得出人影的地板,这里毫不逊色于北京三甲医院的环境,也许能让人片刻忘却当年地震的悲苦。


  ■集中供养


  ■“15年必死”预言的破灭


  在唐山大地震后,曾有国际卫生组织专家预言:由于生理、心理和治疗技术等多方面原因,唐山截瘫伤员的生存极限就是15年。


  而时间是再好不过的检验,在30年后的事实面前,预言自然破灭。


  提起这一在唐山几乎已是家喻户晓的预言,张洪耐心地向记者解释截瘫治疗的难题。


  截瘫病人,实际就是其作为人体中枢的脊髓受损、被弄断了,从而造成损伤平面以下的感觉运动和植物神经的完全功能丧失,相关肢体从上而下的指令、从下而上的感知传递,全部中断。


  “一般来说,如果颈髓断了,由于影响的中枢太高,基本活不了。如果在颈髓下面一些的部位断了,则造成高位截瘫,这就意味着上肢的功能感觉也没有了。”


  张洪介绍,截瘫病人除了感觉功能外,大小便功能也都丧失,不会有想要大小便的感觉。“排泄对他们来说只是一种生活习惯,就是在吃了喝了一段时间后,觉得自己到时间该去排尿了。”


  即使是这样,截瘫患者也没法同正常人一样,通过收缩相关肌肉把尿排出来。他们有了尿也使不出劲,而只能靠自己用手挤肚子,尽量把尿挤出来。但肯定排不干净,总有剩余尿留在膀胱里,这样就容易发生感染。


  “截瘫病人的并发症泌尿系感染,是没有一个人可以逃脱的,百分之百不可幸免。”张洪说,反复的泌尿系感染、炎症就会引发膀胱感染、输尿管感染,然后肾脏感染,最后病人的死亡多是肾功能衰竭。


  截瘫的并发症还来自褥疮。由于患者没有感觉,躺着、坐着,压的时间长了,皮肤就会溃烂,从而合并细菌感染,很多病人就死于败血症。


  如何有效地防治各种并发症,自然成了横在救治工作前的一道坎。


  震后,唐山市对截瘫伤员进行了精心的治疗和护理。在伤员中每年定期开展疾病普查,对常见的褥疮感染、骨质疏松及危及生命的尿毒症等,进行预防和治疗。


  唐山市截瘫疗养院针对每个病员的情况,实施有针对性的治疗方案。尤其在治疗截瘫合并泌尿系感染,以及褥疮方面探索出不少独到的办法。其中,治疗褥疮的“扩创一期缝合术”成功率高达95%以上,几例颈髓受伤的高位截瘫病人和截瘫并偏瘫病人均未发生过褥疮。


  张洪介绍,随着不断总结治疗截瘫并发症的经验,如今,病人的并发症逐渐减少;发展到中恶期尿毒症、败血症的情况也已经非常少。从而使截瘫病人的生存状况明显改善,生存率大为提高。


  据唐山市的最新调查统计,目前,在当年唐山大地震所留下的3817位截瘫人员中,还有1581人依然健在。


  如今,总结唐山对于截瘫人员的康复救治,不得不承认当初“集中供养”这一决断的成效。相对而言,截瘫患者经过集中供养的存活率,要远比分散供养的高。根据唐山市民政局提供的数字,截瘫人员集中供养存活率达65.3%,这一生存率远远高于国际统计标准。在唐山市截瘫疗养院,绝大多数入住的地震截瘫病人依然存活,而分散供养的截瘫人员的存活率则为37.6%。


  “生存生活质量确实有很大差别。”张洪说,“因为在家里毕竟没有那么周全的护理、有病能得到及时的治疗。比如今天压出来一个褥疮,会立刻得到及时处理,不至于溃烂、感染;泌尿系感染了,发生血尿了,立刻可以用上抗菌素,处理了,不让他发展到肾功能衰竭。”


  目前,唐山市地震截瘫人员中的大多数,还是分散在家供养。这些人因为无力支付每月500多的住院费用等诸多不同原因,选择留在家里,与生命极限的预言继续抗争。


  ■心理康复


  ■康复的目的是发现自己的价值


  大地震给截瘫人员带来的是终身的残疾,因此,心理创伤远比躯体创伤更剧烈、更严酷。


  唐山市截瘫疗养院总护士长张庆芬在疗养院建院时,即被分来工作,也就目睹了截瘫人员的一路心理变化。


  她总结,截瘫人员的心态有几个阶段变化,前后经历了心理的休克期、否认期、愤怒期、承受期:入院初期,他们给人的感觉非常淡漠,“都傻了”。但到后来,当慢慢意识到自己永远地站不起来时,心态就变坏了。“我们看到的是病人的沮丧、痛苦和眼泪,还有暴躁、蛮横。”


  有的患者心情不好,就跟医务人员发泄、跟家属发泄。有时在诊断、查房时,正好有一些不对患者心事的,就会拍桌子或者辱骂医务人员。


  张庆芬向记者回忆,那还是疗养院没安装呼唤器的时候,一天晚上,一位男病号喊护士去帮忙。由于那个病房与值班室分别在病房区的两头,离得远,病号越喊越急。等最后护士听见、赶到时,他早已火冒三丈,抓起桌上的一个塑料盆,径直朝护士砸了过去。


  也有的甚至对生活丧失信心而自杀。唐山截瘫疗养院医生张希成记得,在他刚到疗养院工作时,有一个病人自杀了,吃的是安眠药。那时,一些人还以为他是因病痛而绝望的。


  “患者发再大脾气,我们都要求医护人员必须忍耐。”张庆芬介绍说,在此期间,医务人员努力在生活上像家人一样悉心照顾截瘫患者,以此安抚他们的心;每每发现他们有心事、有情绪了,便多陪陪他们、聊聊家常,并尽力开导他们。所有这些,几乎是医护人员每天的工作。


  让截瘫患者发现并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一直是唐山截瘫疗养院在进行躯体康复以外,始终不放弃的另一项工作。


  疗养院于1983年就组织了“截瘫病人小乐队”,到全国各地乃至中南海演出,其中两名演员还参加了我国第一、二届艺术节,被评为优秀演员。院里组织的“轮椅篮球队”名气越打越响,后升格为“唐山市轮椅篮球队”,现已成为“河北省轮椅篮球男队”,多次在国内参加比赛,并取得较好名次。


  疗养院也积极为截瘫患者找一些锁扣眼、织毛衣、缝手套等的活儿。曾经办过“肠衣加工厂”、“橡塑厂”、“电热褥厂”、“鞋厂”等,让患者发挥自己的一技之长,不仅生活上可以提高一点,也让他们看到自己的劳动价值。还有的患者用挣来的钱,给自己的父母买条围巾或别的礼物,自己感到特别的高兴。


  在疗养院,也有一些截瘫人员不是住着疗养的。每天早上吃完饭,就开着电瓶车到大街上那个自己固定的摊位配钥匙、刻图章。到中午再回来。生活对他们来说,忙碌而有序。


  “他们的精神越来越好,觉得自己还行,对社会不是个累赘,还能做一些事情。”


  “这样,就等于回归社会了。尽量发挥他们能发挥的一些肢体能力、能回归社会。这就是我们康复的目的。”张洪这么告诉记者。


  ■回归社会


  ■康复村里的寻常生活


  回归社会,在不少截瘫人员看来,更具实质意义的是走出疗养院、靠自己生活;是像正常人一样能组建家庭、过小日子、相互扶持走完余生。


  在截瘫疗养院的那段日子,截瘫人员闲时常聚在一起聊聊天,不少人也结成了生活上互相帮扶的对子。男人帮女人修理轮椅,女人帮男人洗洗衣服,久而久之,相互间的感情自然慢慢萌生,并希望能组成家庭。后来的康复村首任村长王宝占与朱德琴就是其中的一对。


  他们俩是1984年在疗养院认识的。那时朱德琴刚入院,没有轮椅,王宝占便帮着揽下了外出买菜、做饭的活儿,那份细心让她感到温暖。


  那时,王宝占也是疗养院里的“明星”。在疗养院组织篮球队,上北京、广东打比赛,还组织小乐队,经常有大轿子车接他们出去演出。“我看着,就觉得这多威武呀!”再看周围,一些人也都有伴儿了,当时抱着“残疾了也得找个出息的”的想法,朱德琴琢磨,“要不,我就找他吧!”


  但当时,截瘫人员结婚并不被看好。朱德琴的哥哥就反对:“不中!自己都管不了自己,到时候有病了,谁伺候你们啊?”但她坚持,两人还是走到了一起。


  1988年,王宝占被选派到日本参加国际残疾人马拉松大赛,在那里,看到一些残疾人集中居住的小区,受到启发。回国后,他便筹划在唐山盖个康复村。


  想法得到了唐山市政府及社会各界的支持。1991年,由政府出资和社会募集共120万的康复村终于在路南区建成。第二年春天,就可以入住了。


  可等拿到房本,一些截瘫夫妇打起了退堂鼓。“真是又高兴又害怕!”朱德琴说,“终于可以有一个家了,可毕竟疗养院有护理员,怕单独出来生活不行。要是有事了,再想回去,他们不要了怎么办呀。”但王宝占不怕,拉着她第一家搬进康复村。


  她至今还记得那个离开疗养院、“回归社会”的第一晚。当时的康复村只有房子建好了,外面都还没围墙,家里只有一张床。“一晚上不敢睡觉。一会儿坐起来看看院子前面的人民医院,一会儿看看屋里。可他啥事没有,睡得呼呼的。”


  意识到独立生活没问题,第二天,第二家也搬来了;没几天,就住满了。由50名地震截瘫人员组成的25个家庭,从此开始了他们新的家庭生活。一住就是14年。


  今年7月的一个中午,记者来到康复村。这个中国唯一一处专为地震截瘫人员建造的无障碍院落干净整洁,院子里整齐地排列着8栋平房。房间既没有台阶,也没有门槛。屋子的中心是床,临床的墙裙板可随意拉开,截瘫人能从床上直接进入卫生间、厨房和储藏室。


  朱德琴正在轮椅上忙活中饭。腿上架着砧板,一刀刀地切着洋葱,有节奏的“嚓、嚓”声,透着麻利。被洋葱呛出了眼泪,便抓起轮椅把手上的毛巾轻轻拭去。她告诉记者,午饭准备吃洋葱焖土豆。


  “在康复村过比疗养院要累点,但还是在自己家舒心,想吃吃、想睡睡。”朱德琴笑着说,“我们残疾人也挺忙活的,早上起来墩地、收拾屋子、搭伴儿买菜去、回来做饭,吃完躺会儿。下午就打麻将去了。可以过自己的生活,自由!”


  康复村里的日子,每一个悲喜都让朱德琴难忘。


  婚后第三年(1994年),丈夫王宝占带回在远南残运会上获得的3枚金牌,她捂着金牌笑了半宿。去年10月,丈夫被发现得了肺癌。化疗的时候,她坐在屋里,望着对面人民医院五楼的第四个窗户———丈夫住的那个房间。她知道如果有什么事,就会有护士走动。就这样一直望到天亮,直到知道没事才躺下。


  “觉得还是现在的生活更好。”记者替夫妇俩照合影,两口子举起当年的结婚照,朱德琴不好意思地望了眼丈夫,马上低下头,笑了。今年53岁的她,笑的时候羞涩得还像一个小姑娘。


  “康复村这样的模式非常好。是一个非常好的经验,值得向全国推广。”唐山开滦精神卫生中心院长张本评价认为,在康复村这个无障碍的环境中,截瘫患者组成家庭,料理自己的生活、自己去做饭,过与正常人很相似的生活。夫妻间也有很好的精神生活,避免截瘫患者的孤独感;他们有自己的生活网络,与朋友串门、交流,也可能在家里做一顿丰盛的美餐,请大家分享。而且他们还在社会上从事他们力所能及的事情,体现自身的价值。“这种社会化,对于他们保持一个相对稳定的心理健康状况,起到了良好的作用。”


  ■精神救赎


  ■深埋痛苦是笑容


  地震截瘫患者杨捷民(73岁)、芦月珍(64岁)夫妇,是记者循着琴声发现的。一个傍晚,在唐山市疗养院,吃过晚饭的杨捷民坐在床上用电子琴弹奏《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妻子坐在床边两米外的轮椅上听得出神。


  他们是地震后结合的。为了抚养3个孩子,曾上街配过钥匙,也养了好几年的鸡。曾经手摇着轮椅走20多里地去鸡场拉小鸡;也曾经因为抓不着鸡,不知多少次从轮椅上摔下来。因为抓不着鸡,夫妇俩发明了“长臂”小筐;因为够不着鸡蛋,两人琢磨出了取蛋网兜。一分一分地攒钱,直到把孩子都供上了大学。


  他们的故事,听不出哀怨,却坚强得让人动容。同样难忘的,还有他们讲述时的那份平静与30年茹苦含辛换来的满足。


  “我们俩的心态比较好。”芦月珍说,“事实已经那样了,站不起来了,老痛苦也不行呀。但可以尽力把能做的做好,把孩子带好,就不错了。”


  他们,在心里站了起来。


  唐山大地震,30年过去,心理的创伤还在折磨着不少劫后余生的人们。


  从1994年开始,张本院长着手研究“唐山大地震对人类心身健康远期影响”。调查发现,唐山大地震造成的心理创伤对受害者产生了持久性应激效应,长期影响了他们的身心健康。震后余生的人出现了一些创伤后应激性障碍,他们中患神经症、焦虑症、恐惧症的比例高于正常的流调数据,有的高于正常值3到5倍。很多人失眠多梦、情绪不稳定、紧张焦虑,每到“7·28”便会触景伤情……


  20多年的门诊,张本接待了无数心理受创者:一位母亲,在地震中失去了3个孩子。以后每看到与自己孩子年龄相仿的小孩,她都止不住悲痛。在家里,即使是白天也要挂上窗帘,否则就会出现震亡的小孩要从窗子进来的幻觉。


  类似的创伤,如一把利剑划过了无以计数的经历过那一夜的唐山人,或重或轻,或深或浅。在震后多年里,承载着巨大的心理压力。


  在中国的城市中,可能没有哪一个城市拥有的精神病医院可与唐山相比,在这个人口不超过300万的城市里,却有十多家与精神病治疗、研究有关的医院,上千张床位。


  “经过唐山大地震的人,都会有一种内心的痛苦。”张本说,通过周围人的心理援助、自我心理调适,有些人慢慢把这种痛苦深埋心底,能够正常地生活、工作。尽管记忆还是常在潜意识中被唤醒,但他们会以顽强的意志继续生存、生活。但有少数人,这种情况会持续几年、二十几年,甚至更久。


  “痛苦已经形成现实,无法改变了。那么不如更好地面对现实。”张本认为,对遭受心理创伤群众实施早期的心理援助非常重要。通过实施心理干预,维护他们的心理健康,了解如何调控心理影响对自己的反应。“生者还要继续努力,更好地生活。”


  对死者的感情最好的表达方式不是悲伤,而是去继续死者未竟的事情。深埋痛苦,之后是笑容。


  10万重伤员


  转送各地救治


  在唐山抗震救灾中,创造了数个人类救灾史上的奇迹。解放军指战员从瓦砾中救出1.64万多名群众。地震后需要紧急救援的伤员多达73万人,28天里,10万名重伤员通过空中和铁路转送到全国各地救治,这在中国乃至世界医学史和运输史上都是空前的。


  40万志愿者


  帮孤助残


  唐山志愿者行动启动于1993年,全市现有长期参与志愿服务的志愿者40多万名。他们把“帮孤助残”列为重点,使1104位截瘫残疾人和529位孤寡老人得到长期的“一助一”服务。


  ■据新华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