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唐山孤儿三十年:脆弱而坚强的生命(图)
发布时间:2010-07-06  |  类别:专题文章  |  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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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6年7月28日凌晨3点42分53.8秒,在怪异至极令人失魂丧魄的地声和地光之后,唐山爆发了7.8级强烈地震。这是20世纪最为惨重的


地震,震中烈度11度,在震中心即唐山地下12公里处,相当于800吨黄色炸药瞬间引爆。


  黑色瞬间之后,拥有70万城市人口的唐山天崩地陷,墙倒屋塌,整个城市被“抹平”了。



 
  有关资料显示,唐山大地震中,死亡242769人,几乎每个家庭都有亲人遇难; 7200多个家庭全家震亡,15886户家庭解体;7821个妻


子失去丈夫,8047个丈夫失去了妻子;重伤164851人,3817人成为截瘫患者,25061人肢体残废;遗留下孤寡老人3675位,孤儿4204人。


  这是一连串令人伤痛不已的数字:在恐怖至极的自然灾害面前,人命如蚁。


  所有的幸存者,无一不是侥幸捡得一命。其中, 4204名孤儿,4204个瞬息之间被抛出去的未满14周岁的孤儿,最为脆弱。


  在地震五天之后,赵秀敏的妈妈去世了。去世之前,这位重伤在身、不舍孤单无依的三个孩子而放弃到外地治疗的妈妈,躺在地上,


“用目光一遍一遍地看着自己的孩子”,直至咽下最后一口气。有谁能知道,在最后的五天里,这位善良的母亲,是怎样的心如刀割!


  妈妈走了,撇下的是13岁的赵秀敏,挨在她身边的是11岁的妹妹和9岁的弟弟。


  三十年了,年届中年的孤儿们已经无法完整回忆起突遭地震的惊吓、恐慌以及失去亲人时的悲凄无助,我们作为外人,更是无法想象


其中的种种滋味。


  但是,事实上,在邻居帮忙掩埋父母之后,13岁的赵秀敏第一个念头就是:活下去,一定要活下去。


  是的,在强大的自然灾难面前,人类的个体,不堪一击,但是,生命又是顽强的。顽强如赵秀敏那样,顽强如张家五姐弟那样,就是


咬着牙,一步一步,一年一年,活下来了,活过来了。


  回望唐山孤儿三十年,可以深切感知政府救助的主导力量。如同唐山孤儿“专职”摄影师常青所言,“4000多孤儿,如果流落街头,


能存一半吗?政府把他们养育起来,这是一个社会恩德。”


  回望唐山孤儿三十年,后人无法忘却王庆珍、董玉国,无法忘却育红学校的“爸爸妈妈”。


  回望唐山孤儿三十年,更无法忘却的是那些关键时刻拉扯孤儿一把的普通人。他们平实无名,他们就是普通百姓,但也正是因为他们


身上的、那种基于人性本真的纯朴的疼爱与善良,4000多名孤儿才可能长大成人,毕竟,育红学校收留的孤儿不足千人。


  回望唐山孤儿三十年,检视唐山孤儿三十年成长岁月,我们感喟亲情的力量,感喟亲历生离死别之后爆发的亲情的力量。当你得知张


氏五姐弟关于一张肉饼的故事,当你看到赵秀敏每每为弟弟赵秀国落泪的情景,你就会发现唐山孤儿的脆弱与坚强。


 



 


 


  因为唐山大地震,他们脆弱;因为经历了唐山大地震,他们坚强。


  祝福唐山孤儿。祝福他们,也就是祝福我们自己。


  适值唐山大地震三十年之际,本刊与新浪网新闻中心同步推出“唐山孤儿”专题报道,敬请关注。


  ……1976年7月28日凌晨3时42分53秒,唐山发生了举世震惊的7.8级强烈地震,震中烈度高达11度,百年城市毁于一旦。大地震造成


24.2万多人死亡,16. 4万多人重伤,7200多个家庭全家震亡,4204人成为孤儿,城市功能全部瘫痪。


  这是一份唐山市委宣传部提供的官方文件,三十年前那场震惊世界的唐山大地震,就躺倒在这一串冰凉的数字里。


 
 
 
  
 
 
 
  死者长已矣,悲痛却永远留给了他们的亲人。而那些父母双亡、自己还不具备独立生活能力的唐山孤儿们,在他们的有生之年,更将


永远承受一波波的思念、麻木、怀想、痛苦——


  他们的人数,是4204个。


  -本刊记者 彭苏 发自唐山、石家庄


  寻找


  王庆珍的回忆充斥了大量的“好像”、“大概”之类的不确定。作家钱钢的那本《唐山大地震》成了她不离手的法宝。说一说就要翻


一翻,然后再满怀歉意地骂自己是个老糊涂。


  一位年过八十的老太太,几年前大脑萎缩到连家门都找不到的地步。你还能苛求什么,她能坐在面前,讲述她寻找孤儿的那段往事,


已是庆幸。


  1976年7月28日清晨,唐山大雨滂沱。还是唐山市委下属的知青办副主任的王庆珍,不知从哪儿扒出了一件雨衣。这件雨衣在她以后寻


找孤儿的一个月里,一直披在身上。“反正我也没空搭简易棚,全指望它了。”


  婆婆已被砸死,丈夫大腿严重砸伤,被抬走了,女儿刚被自己扒拉出来,也被抬走了。三个儿子正急匆匆往家赶,她却要往机关里跑



  在单位以西的一辆破汽车里,她发现了自己的老上级——唐山市委副书记张千。


  “他交给的任务是给外来的医疗队送饭。”送了一天饭的王庆珍,第二天又领了一个任务。


  “这次的任务听得我头皮发炸。”张千郑重地对她说,地震过后,余震不断,人心惶惶。除了要解决当前用水困难,还要紧急预防大


灾之后出现大瘟。“所以老人与孤儿是首要保护对象。”


  时间刻不容缓。寻找老人、孤儿的工作,迅即由市委下达给没有下乡任务的知青办。


  “他要我保证一个不许冻死,一个不许饿死。”


  “我怎么敢下这个保证。我叫了一声,哎呀,张书记,单位里的人都没有来上班,我还要找他们。这两项任务都交给我,我怕做不好


。”


  最后,王庆珍只负责寻找孤儿工作。


  “我记得是7月底,王主任召集我们三个在屋外的废墟上碰了个头。”现年50多岁的杜淑哲,是王庆珍当年手下的“兵”,也是知青办


的一员。


  王庆珍、她、王连增、陈福林,知青办的这四个人组成了一个工作组,他们的任务是:搜寻唐山孤儿,清点人数,以及保证孤儿们的


健康和安全。


  机关里只有唯一一辆212越野车,还要与劳动局共用,她们就要徒步寻找,“没搞到车前,找人要紧”。


  王庆珍的想法是先找到唐山四个区的区长、区委书记,要求得到协助。她找到了路北区副区长姚素珍、开平区计生委主任耿玉清,这


两人后来也参与了护送孤儿离开唐山。


  通过杜淑哲等人的报告以及自己的摸底,王庆珍大致搞清了孤儿们的去向:


  有些孤儿被寄养在父母单位;


  有的被抗震指挥部的救灾军人收留,“常在军车驾驶台上看到一个睡着的孩子”;


  有的是被当地街道办集中收养,比如文化路办事处,第一天就收留了七八名孤儿,他们都聚在一节火车厢大小的木屋内,被街道办人


员看护起来;


  还有就是被孤儿的亲属领走了,“比如爷爷奶奶、姥姥姥爷,也有被哥哥姐姐带着的”;


  还有吃百家饭、由邻里轮流看着的;


  另外,“全国各地每天都有人想来领养孩子,有的孤儿被上唐山救灾的大车给拉走了”。


  于是,她定下了两条规矩:


  第一、凡有外地领养孤儿的,一律不许,之前被带走的孤儿一律找回;“万一爹妈砸个半死,被抬走治伤去了,等伤好了回来找我要


孩子咋办?”


  第二、凡是爷爷奶奶,大哥大姐以外的亲戚要收养孤儿,孤儿所在街道办一定要严格考核对方,彻底了解对方可不可靠。


  “哼,就是姥姥姥爷都不中!”王庆珍恨恨地说,这是她“通过实践得出的真知”。


  孤儿被撂在姥爷家不是被舅妈嫌,就有可能被姨父撵,姥姥姥爷跟着为难,眼瞅着孩子孤零零地站在瓦砾上哭。


  “人的思想境界不可能都很高,毕竟增加一个人,家里就多了一张吃饭的嘴。”她忘不了《唐山大地震》里写到的冬梅。那孩子还有


一个弟弟,姥爷是齿轮厂厂长,得知女儿女婿在地震中死了,马上招来一帮人,在女儿倒塌的房屋里淘出一切能用的东西,“然后就把没


吃没喝的外孙外孙女晾在那儿,拖东西走人”。



  一气之下,王庆珍检举了冬梅的姥爷。冬梅就一直跟着她,她去机场为孤儿拉救援物资时,他们也跟着。弟弟还不懂事,一旁傻站着


,姐姐却挑了一双大孩穿的鞋,王庆珍问她做什么?她说这是等弟弟脚大了以后穿的。“才6岁多一点,就知道谁也靠不住了。”


  “一个也不许被领养”


  一个月里,找到的孤儿已近三千。


  “这里面有刚出生的小毛毛,最大的也有十四五岁”,除了操心小毛毛喝奶的事,她想得更多的是快点送人出去。


  8月24日晚,中共石家庄市委大楼内也是灯火通明,不眠不休。市委常委们刚接到河北省委通知,要在市内安置一批唐山孤儿,为他们


建立一所寄宿学校。邢台市委也接到同样通知。在石家庄与邢台未建好寄宿学校之前,第一批孤儿将送往衡水深县,那里已为孤儿们腾出


一家农家小院,能够先住进一批人。


  8月底,市委副书记张千向王庆珍传达河北省委通知,一批孤儿将立刻送往深县,要她速作准备。除了上报要送走的孤儿名单,王庆珍


马上赶到机场拉衣服、拉干粮。


  “孩子们有一个月没洗澡了,全身漆黑,没有一身新衣物不是更寒碜?另外吃的、喝的也得备上,不能让他们在路上饿着、渴着。”


  在王庆珍安置孤儿的过程,她一直死守一条原则——“一个也不许被领养”。正基于此,当她后来得知,被她送走的“党氏三姐妹”


中的党育红被“那个奥地利人”领养走时,她就是不依不挠,找到民政局上面,“我就骂大街了”。


  忿忿然后,王庆珍又犯糊涂了,她硬是想不起去深县的准确时间。



 


  1976年的8月底的一天,早上8点,两辆插着唐山孤儿专车小旗的公共汽车,停在了西山口。车上坐着153名孤儿,还有从孤儿父母单位


前来护送的职工,孤儿所属街道办的人员、加上王庆珍、杜淑哲等共20多人。


  “每个孩子的衣服上都别着一张白条,上面写着他们的名字、年龄、父母;以后送人也都这样。”杜淑哲说。


  没有书里描写得那样浪漫。没有谁唱歌跳舞。当车驶离唐山越来越远时,孩子们个个眼里噙着泪花,泪珠在一张张脏兮兮的小脸上划


出条条痕迹……


  傍晚时分。一行人到达了深县的农家小院。孩子们在门口张望半天,始终不挪开脚,“我们以为他们是拘束,后来才知道他们是怕房


子再次倒塌”。


  邢台育红院


  1976年9月,开往邢台的火车上。这次车上一共有100名左右的孤儿。其中有一名九个月大的女婴。途经霸县时,当地人为这名女婴准


备了一个奶水充足的年轻母亲。


  “那女的上车后,二话没说,抱起孩子,解开衣服就要喂奶。”杜淑哲至今对这一幕念念不忘。


  女人一个劲地将肿胀的乳头塞进女婴口中,女婴就是不吃,小眼睛眨巴眨巴瞅着她,好像在说你不是我妈妈,你身上没有她的气味。


  “吃啊,吃啊,我就是妈妈啊。”女人急了,一再想硬塞进去,“可孩子就是不依,扭啊扳的,涨红着小脸蛋哇哇大哭。最后这名妇


女索性用毛巾把脸遮住,这样才喂成了奶。”


  “那会儿真是走哪哪管,走哪哪吃!”听力也不好的王庆珍声调高高的。去霸县,别说奶妈,就是小孩的发卡,绑辫的头绳,人家都


想到了。到达天津前,天津人听说车上的孩子要吃罐头,没有罐头刀,人家就把茶缸子、小刀、小勺、小剪一应备全。


  在王庆珍的记忆里,这拔送往邢台的孩子,主要来自郊县。“考虑他们以后生活的地方最好与以前的生活习惯相符。所以郊县的孩子


送到邢台,城里的孩子送到石家庄。”


  在邢台建立育红院的原因,据杜淑哲分析,唐山余震不断,孩子们老是心惊胆颤,恰恰邢台在1966年经历过一次地震,这座城市有抗


震能力,这样省委才想到在邢台建立育红院。


 



 


  育红院是由邢台市委的第三招待所改建而成,后来又从市区搬到了西郊的达活泉。孩子们除了9月初来的一批,在年底又送来了一批,


加上零零碎碎由唐山市幼老瘫安置管理办公室送来寄养的受伤的孩子,一共是247名。


  相对于邢台育红院,王庆珍和杜淑哲谈到最多的还是石家庄育红学校。有意思的是,唐山市档案局关于唐山孤儿的记载,少得可怜,


卷宗加起来还不到一份。而在石家庄市档案馆,关于育红学校的记载多达32份卷宗。


  在每份卷宗里都会反复出现一个人的名字:董玉国。


  石家庄育红学校


  在石家庄生活大半个世纪了,董玉国一口唐山话还是老样子。


  “听说现在育红院早变成居民社区了,只有间传达室还在。”他坐在沙发上,一脸慈眉善目,中了风的老伴在一旁依依呀呀。


  和王庆珍同岁的董玉国,在筹办育红学校之前,是石家庄第二中学的党支部书记。据王庆珍回忆,之所以石家庄市选定董玉国做这件


事,除了他有教学经验以外,还有两大原因:第一,他是唐山人,会讲一口地道的唐山话;第二,在唐山大地震中,董玉国家里的亲戚一


共死了21口。


  很自然的,石家庄原市委书记张平将这项“严肃的政治任务”交给了“根红苗正”的董玉国。


  在董玉国自述的“建学始末”中如是写道:


  这所学校的筹建工作是从1976年8月29日开始的。当时我在石家庄第二中学任党支书。8月28日,市教育局领导找我谈话,让我立即交


接二中的工作,8月29日到原工人政治学校报到,并负责筹建孤儿学校的工作。当时由市委组织部一名组织科长牵头抽调工作人员。在两三


天内调来原35中党支部书记翟风亭、17中党支部副书记郭亚东、原新华区文教局教育科长封英杰……仅用十几天时间,从171个单位调来


260多名干部、教师、医生、护士、保教人员、炊事员等……


  石家庄市委领导们原想等孤儿们来后,根据年龄大小,分别安插在附近条件比较好的几个托儿所、幼儿园和中、小学校。但后来他们


考虑到,别的孩子放学回家了,唐山的孩子们会感到孤单,更担心每逢节假日,唐山孩子会伤心自己无家可归。于是决定:让唐山孩子们


生活学习在一起,吃、穿、住、用全部由国家供给。新建一所有托儿所、幼儿园、小学、中学一条龙的学校。


  9月7日,王庆珍一行领着146名唐山孩子坐火车去往石家庄育红学校。之前,董玉国特意派了一组人先到衡水深县查看,目的只是为了


给第一批孩子准备饭菜。


  “我们听说深县百姓心痛孤儿们在地震时受苦了,净给他们吃肉,结果孩子们拉了几天肚子。所以,我们决定为他们包饺子。”


  在去火车站接孩子之前,老师们一个个接受“培训”,千叮呤万嘱咐,在孩子们面前,既要有深厚的感情,又不能哭哭啼啼。


  “难怪他们上车时,既不说话,也不言语,气氛显得很压抑。”杜淑哲现在恍然大悟。


  但老师们还是难过了:唐山的孩子又黑又瘦,有的脸上还带着伤,衣物虽然半新,却明显不合身。


  董玉国准备了三件事:让新华服装厂的技师们等在校门口,给每一个进门的孩子量体裁衣;安排体检,“党氏三姐妹”就是体检时才


发现只有6个月大;最后一项,就是放足水,让孩子们痛痛快快地洗个澡。


  等到水灵干净的唐山孩子聚在一起时,一个戏剧性的场面发生了:


  董玉国刚一讲话,一个3岁大的孩子突然冲他喊了一声“爸爸”,几秒钟后,其他的小孩也都一起跟着喊“爸爸”、“爸爸”。他们一


直以为自己的爸爸外出了,一听到董玉国那口地道的唐山话,觉得那就是爸爸回来了。


  年过半百的董玉国落泪了,他哭得特别伤心,边哭边说,“我就是你们的爸爸”。


  晚上,除“党氏三姐妹”里的党育新一直哭个不停,其他的孩子都睡下了。王庆珍挨个巡视每间宿舍,房子里什么都是新的,小到一


块毛巾,服装厂连夜赶制的新衣整整齐齐地码在孩子床头。她心里的石头终于落下,连夜悄悄地走了。


  “就是因为觉得唐山孩子可怜,老师们把孩子都宠坏了。”在育红学校做过教导处主任的李振宗直叹气。


  吃的用的,国家全包了,还有来自社会上的大量捐助,很多孩子不懂得珍惜。“肉不吃了扔在缸里,袜子脏了塞在洞里。”


  不爱劳动。“生活老师就像保姆,打扫卫生,照顾他们起居饮食。他们一个人一张桌,有老师专门给他们盛饭。吃完饭后,丢了饭碗


就跑。”


  要强。大孩子和小孩子之间谁都不服:反正谁都没了爹妈,谁也不用怕谁了。“不好好学习,成天打打闹闹的。老师前脚迈进门上课


,他们后脚就从窗子溜出去。”


  老师们又爱又怕又恨,他们含着泪把唐山孩子接来的,恨他们不争气,又怕管严了舆论会说他们让唐山孤儿受委屈了。


  “一个老师气乎乎向我告状,说他们净捣蛋,课都上不下去了,问我到底管是不管?我说管,只要不体罚就行。”但李振宗并没有维


持多久,董玉国挽留无果,做了一年教导处主任的她就调到了别的学校。


  直到现在,早已安享晚年的李振宗还是摇头说唐山孩子“情况复杂”。


  一听见雷声,他们就像炸了锅似的


  1976年9月28日、29日,接连两天,181名唐山孤儿和最早送往深县的孤儿分别送到育红学校,有21名孤儿在外地疗伤痊愈后,也被送


来。董玉国意识到学生们再也不能在宿舍里上课了,于是向市委书记张平打报告,要求修建一座教学楼。


  3300平米的教学楼10月底就完工了。原指望学生们在教学楼里读书,情况会有好转,“还是有淘气的,几个人不上课爬到宿舍楼顶上


跑来跑去。有时夜深了,我还要打着电筒在上面找”。董玉国笑眯眯,那副场景犹在昨天。


  在他眼里,孩子再淘气也是孩子。“他们也不是天不怕地不怕。他们怕刮风、怕打雷、怕停电……”


  因为害怕,他们的自我保护意识让董玉国都感到吃惊:晚上睡觉,虽有老师看护,可他们仍然不放心,自发地每隔两个小时就有一人


爬起来守夜。


  平常一听见雷声,他们就像炸了锅似的,如果遇到打雷加停电,那就更不得了,越大的孩子哆嗦得越厉害。


  所以,只要是半夜下雨,老师们就往学校里赶。孩子们全都跑到院子里,抱成一团,有些还躲在收发室里直抽搐,任凭老师怎么哄也


不出来。


  “我们说没事的,回屋去吧,还有我们在呢!他们说,不行,你们还让我们砸蒜呢(挨砸)?”


  最后,他们给了董玉国一个枕头,让他睡在他们身边才安心。


  走上社会


  1982年1月14日,邢台市委根据河北省委通知,将育红院剩下的104名学生合并到石家庄育红学校。而当时的育红学校也面临与邢台育


红院一样的局面,每年都有学生离校:


  1977年1月,27名学生参军(男生10人,女生17人);


  1977年4月,23名学生接回唐山就业;


  1978年6月,4名学生回唐山就业;


  1978年7月,第二批22名学生回唐山就业;


  1979年6月,毕业后无法升学,需回唐山接班的学生25人;


  1979年9月,留唐学生共68名;


  1980年,第一届高中毕业生18人,考取中专4人;


  1981年,第二届高中毕业生40人;


  ……


  学生日渐人稀。加之唐山市正恢复市政建设,一再强调“唐山有能力安置所有孤儿”。1984年河北省委下达通知,6月28日,育红学校


的139名学生全部返回唐山。其中四十多名年幼、或在继续求学的孤儿,被送往唐山市综合福利院。


  董玉国把那些老照片当宝贝一样一张张亮出来。老花的眼睛细眯地微笑。照片的背后有称他“校长”的,也有称他“爷爷”的。看到


字样,他双手微微发抖。


  董玉国很理解王庆珍不满党育红被人领养的心情,“都是为了爱”。


  是他向省委外办的人建议那个奥地利人收养党育红的。外办的人先看中的是党育苗,等他们去唐山煤矿党育苗姑姑家时,姑姑哭了说


,国家养不起,就我们自己养好了。


  “育红死的本来就是养母,养父从河南疗伤回来一度把她带走了。后来,我听说他再婚,把孩子送人了,我赶紧给唐山打电话把她接


了回来。”


  接党育红时,那孩子已经会走路了,一见他就跌跌撞撞地跑过来,


  在1988年,唐山市民政局下达第15号文件里写道:……共有761名孤儿转到石家庄育红学校、邢台育红院学习、生活,1984年迁回;按


照1977年市领导指示,外地学习的孤儿毕业后不再继续升学的全部返唐,由市统一安排工作。我局意见:有口可归的孤儿,由原父母生前


所在单位负责安排工作;无口可归的孤儿,纳入计划内由市劳动局负责安排。


 



 


  据本刊了解,除了761名孤儿被带走以外,唐山大地震中另外3000多名孤儿的安置情况,大致分为:一是被亲戚收养;二是跟着自己的


哥哥姐姐生活,唐山“张家五姐弟”就是例子;三是被父母所在单位一方安排进入子弟学校就读,毕业后直接进厂;四是直接安排就业。


  据说,王庆珍送完最后一批唐山孤儿去育红学校后,曾将所有的孤儿档案和分配给孤儿的剩余用品,都移交给了当年的幼老瘫安置管


理办公室。而这间由民政局、卫生局、教育局等部门临时组成的安置机构,早已随着地震善后工作的完结而解体,档案不知所终。


  管理孤儿档口的现在的唐山民政局社会服务处,已找不到一份当年关于唐山孤儿的档案,也找不到一份他们后来流向的记录。


  能在网上搜索到的是:


  1995年,唐山综合福利院的最后一名唐山孤儿,19岁的王安被分到工人医院做电梯工。自此,4204名唐山孤儿已全部走向社会。


  30年后,五姐弟的梦想是买一个大宅子,姐弟们五家全住在一起,一起吃饭,一起打牌,一起玩儿,再也不分开


  -本刊记者 陈晓守 发自唐山


  “她渡过多少个这样的不眠之夜?风在扑打窗纸,火光在泪汪汪的眼中闪烁。炕上
 
 
  
 
 
 
,弟弟妹妹发出轻微的鼾声……她累极了,她觉得自己就要栽倒了。爸爸呀!妈妈呀!此时此刻,你们能知道女儿的辛酸么?我们活得多


么不容易、多不容易啊!这一条坑坑洼洼的长长的路,我们能走到底吗?这样的日子,究竟又有多少意思?绝望的时候,张凤敏甚至闪过


这样的念头:找一包药,下到饭锅里,姐儿五个一同死去算了……


  “家!这就是大地震后重新崛起的一个小小的家!几株柔弱的小草在废墟中生存着,几颗稚嫩的心在灾难中成熟着。长辈人没有留下


一句叮咛就匆匆去了。可他们留下了的那一点无形的什么,正使一代孩子们比他们的父辈们更顽强地活着。多么珍贵而令人深思的遗传啊


……”


  这是作家钱钢在报告文学《唐山大地震》里的两段描写。


  “几株柔弱的小草”是指在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中失去父母的张氏五姐弟:大姐张凤敏,二姐张凤霞,三妹张凤丽,孪生姐弟张凤琪


和张学军。


  30年过去了。他们都住在唐山,幸福地生活。


  宝马、大宅与全职太太


  21世纪


  每周六或者周日,五姐弟都会在二姐张凤霞家中聚会,包饺子,唠家常,这似乎成了一种习惯。有时她们会到餐馆聚餐,总是闹着要


让大姐张凤敏请客,但结账时,常是四妹张凤琪抢在最先。


  张凤琪是姊妹里长得最漂亮的,显然也是五姊妹里家庭条件最好的。


  她住在市区一所高尚住宅区的8楼,168平方米,错层。装修是张凤琪的设计,清素雅致,客厅靠阳台养着一株高大的茶花,经过精心


的修剪。茶几上搁了一个脸盆大小的玻璃果盘,盛着许多花瓣,花瓣看上去有些干枯,张凤琪洒了些香水,让空气的香味变得浓艳起来。


房子是2004年4月份买的,当时的价格是53万,“现在每平方米又涨了近一千”。


  老公马立山开公司,经营五金、矿产,“生意不错”。张凤琪在公司里干过一段,管财务。2003年弟弟张学军开始帮着姐夫打理公司


,张凤琪又闲在家里了。我怀疑她没事做会闷得慌,大姐张凤敏说你这是杞人忧天,“她可会玩了,潇洒得很”。


  张凤敏的战友在一家高档饭店看到张凤琪与朋友吃饭,“一溜儿的美女,一个比一个漂亮”,其中有一个好面熟,呀,这不是张凤敏


的妹妹吗。美女们在这位曾经的军人面前,开着车,扬长而去,“一辆比一辆高级”。凤琪那辆52万元的宝马325还是其中较次的。


  张凤琪的生活方式与她的三个姐姐大相径庭,喜欢旅游,买衣服——于是就把旅游与购物结合起来,大连是她和她的朋友们常去的地


方。这阵儿,听音乐,唱K,看世界杯,押押球,是她生活的全部。


  很难把这位优裕的全职太太与“唐山孤儿”联系在一起。


  老公马立山几乎没有节假日,平日里应酬多,不怎么在家里吃饭。“菜做得很好”的张凤琪也疏懒下来,一到点儿就开车着宝马“四


处蹭饭吃”。


  最大的牵挂就是在汕头当兵的儿子。


  17岁的马嘉懿,两年兵,今年该回来了,年轻的母亲张凤琪希望儿子考军校,“多在部队呆几年”。几天前父亲马立山在电话里同儿


子商量考军校的事,儿子不干,想回来与父亲做生意,夫妻俩与儿子闹了别扭,“这孩子,听不进话”。


  张凤琪很想到部队看看儿子,却遭到儿子的拒绝,理由是,“影响不好”。其实母亲明白儿子的真实想法,“你们狠心送我去当兵,


我就不让你们看”。


  当兵确实是张凤琪武断的结果,高中生活才过了一个月,儿子马嘉懿死活不愿读书了,要跟着父亲做生意。15岁的年纪,青春期,十


三不靠,张凤琪着实担心他学坏了,思谋着“当兵能锻炼人,而且要离家远一些,少些依赖”。


  参军后儿子就没回过家,多少有些负气,“大平米的新家”也没住过一天。母亲给儿子配了个手机,天天都打,这一段儿子一直关机


,母亲急了,打电话给儿子的战友,答复说连里不让用,“没收了”。


 



 


  上一次的对话张凤琪还记得:


  “搞对象了吗?”母亲亲昵地问。


  “没有,搞了也不告诉你。”还在生气呐。


  姐妹们的爱情(1)


  1980年代


  可20年前,张凤琪与马立三的姻缘遭到姐姐们的一致反对。


  初中毕业张凤琪就被照顾性地安排进父亲曾经供职的唐山煤矿,这是1982年。她的工作是在食堂卖饭,每天吃饭时,凤琪的面前总能


排着长长的队,工人们就想凑近多看看这位俊俏的女孩几眼。


  她的美丽在唐山矿是出了名的。


  一次同三姐逛街,碰到三姐的同学,同学身边的男人问三姐,这是谁啊。我妹妹。呀,你妹妹长得挺俊啊。打听到凤琪上班的地儿,


男人就开始追求,没事就骑着自行车老往唐山矿跑。追凤琪的小伙特别多,可她也就看上这一位了,“因为他长得特别帅,而且心眼特别


好”。


  男人是凤琪后来的老公马立山,没有正式工作,在街边做服装生意,9岁没了娘,“家庭条件窘迫”。


  大姐凤敏反应最强烈,坚决不同意他们的恋爱,“那年月做生意的多坏啊,小妹完全可以找个更好的”。凤敏威胁妹妹,“你要么要


我,要么跟他”。说着说着就哭了,凤琪也跟着哭。


  “大姐从小最疼我了,她的态度让我很矛盾”,凤琪说,“但我无法割舍”。


  回到部队,凤敏给妹妹介绍了一个师政委的儿子,对方同意了,但凤琪死活不愿意见面,“弄得双方都挺尴尬”。


  几年前,北京一位部队首长没有孩子,凤敏的政委建议她把凤琪、学军过继给他,说这样可以减轻姐妹们的负担,孩子以后在北京上


学,也会有一个好的前途。那几年生活太艰难,凤敏心活了,带着凤琪、学军上北京,到了首长的家。


  首长让司机开着车带着姐弟仨满北京地逛,吃零食,买衣服。临走时,首长爱人问凤敏,怎么眼睛红红的?几天都没睡踏实,凤敏说


,舍不得。


  不急,回去好好想想,想好了给我们电话,随时欢迎姐弟俩。首长夫人很真诚。凤敏终究没舍得把弟妹送出去。


  为了阻止小妹搞对象,又不至于伤害她,凤敏穷尽脑汁,突然想起了几年前的那位“官儿挺大的首长”,就冒然给首长爱人写了封信


。很长时间才回信,他们显然也思虑良久,“阿姨写得很婉转,说他们已经有了孩子”。


  本想断了妹妹的念想,“却更加促成了他们的好事”。


  1989年10月生了孩子后,张凤琪就不再上班了,“长期告假”。他们倒过服装,开过餐馆,经营过家电,“一直都是小本经营”。


1999年“生意开始好起来”,“干啥啥挣钱”;2003年弟弟张学军工伤摔断腿,索性长期病休,帮助姐夫经营企业。


  双胞姐弟30年来被三个姐姐宠着护着,生活甚好。


  姐妹们的爱情(2)


  1980年代


  大姐张凤敏操心妹妹的婚姻,可那时没人知道她心里有多苦。


  那是她的初恋,1985年快复员时在部队里谈的恋爱。那年张凤敏26岁了,长得很漂亮,但“属于大龄青年”,很多部队首长的孩子看


上她,她都不理会,“觉得自己家境不好,要严格要求自己,不能搞得太疯癫”。


  小伙子所在连队刚好在凤敏所在师部的驻地施工,听战友们说师部医院挂号室有个女兵“挺漂亮”,就去瞅了一下。这一瞅竟“一见


钟情”,小伙子“耍了个脑筋”,咬破手指,在送检的尿液里滴了些血,尿里出现红细胞,“顺利住院”。


  在医院里便展开攻势。几经努力,凤敏答应了他的求爱。“一得惩,立刻办了出院手续”。


  那是张凤敏一生最幸福的时光。可爱情自一开始袭来,她就不断承受着撕心的折磨。


  小伙子的家在省城石家庄,父亲是市卫生局局长,母亲是某妇产医院院长,算高干子弟,对方父母不同意他们的结合。


  退伍后各自回到自己的城市,天天书信不断,“他特别能写,每次都能让我感动得哭”。张凤敏至今珍藏着他们的情书,信上商量好


了,只要他的父母同意,她可以考虑调到石家庄——而离开她的弟妹们,张凤敏无疑是下了极大的决心。


  家里坚决反对,小伙子甚至离家来到唐山,带着父亲写给凤敏的信:“我这儿子交给你了,好好照顾他,我已与他断绝父子关系。”


小伙子找了份临时工,在唐山呆了大半年。但他母亲还是急了,一连拍来三次加急电报,谎称病危,让儿子速归。


  在地震中失去了父母,让凤敏“特别能理解长辈的心情,何况他是独子”。那时凤敏刚上班,第三封电报到来时,她提前向单位借了


一个月的工资,交给小伙子做路费,“回去看看妈妈吧”。


  这一去,再也没有回来。


  在凤敏的记忆里,“他长得英俊潇洒,字写得很好,爱唱歌,特会弹手风琴,也挺会做饭”,同凤敏一样,小伙子也是在部队医院搞


化验的,他在家里给五姐弟常备着各类药物,一般的疾病可以应急,“非常细心,非常周到”。他比凤敏小,凤敏属狗,他属鼠,“话多


,也特能玩”,“同他在一起很开心”。


  一年后,凤敏接到一个电话,熟悉而又陌生的声音。问凤敏好,“好啥呀,我都一片漆黑”。撂了电话,哭成泪人。


  这是1987年。凤敏说她“一生经历过两次地震”,1976年唐山地震,她失去父母;这一年,情感地震,“她失去最心爱的人”。这是


张凤敏生命中最昏暗的两年。


  情感地震在她身上的具体表现:每天脸色苍白,走在路上,两边全是黑的,“就一股狭窄的道”。同事都来安慰她,“这孩子,挺俊


呀,为啥这样自暴自弃呢”?


  想过死,“觉得人生挺没意思的”。后来想想,经历过地震都活过来了,这点痛,也能熬过去。


  凤敏不恨这位初恋男友,“这就是没缘分呗,我从小苦大仇深的,啥人啥命”。伤害特别大,于是就抱定独身了,“坚决不搞对象,


谁人介绍都不理”。妹妹们急坏了,纷纷劝慰,无效。


  妹妹们都纷纷成家,有了孩子。大姐凤敏一直单身着。


  就这么又过了几年。


  1991年与唐山电厂工人洪钢结婚时,张凤敏33岁,35岁那年有了女儿洪虹。洪虹13岁了,念初一,成绩不错,母亲宽心。张凤敏所有


的精力全放在女儿身上,食堂的饭不好吃,给她做饭,每天接送;因为家与学校有半个钟头的车程,太浪费时间,她甚至在学校附近租了


一间房,600块一个月,“就是要给女儿创造更好的学习条件”。


  可爱情,怎么说呢?“总是忘不了初恋”。


  嫁给洪钢时,洪钢带来一个7岁的儿子牛牛。洪钢老实,凤敏琢磨着,稳稳当当过就行了罢。作为继母的凤敏与牛牛相处得很好,“没


太多隔阂”。


  几个月前,在唐山师院念大三的牛牛说:“妈,我搞对象了。”没过几天,牛牛把女孩子带到医院给妈妈看。


  凤敏说:“哟,牛牛出息啊,这闺女多俊呀。”


  “妈妈,您别告诉我爸。”牛牛叮嘱。


  “不说。不该说的我坚决不说。”凤敏一个劲儿地笑。


  1976年的黑色记忆


  1970年代


  2006年7月4日上午11时56分,河北文安发生5.1级地震,京津有震感。张凤琪这时在屋里打电话,朋友说地震了,她看着客厅的吊灯,


一左一右地晃。


  这之前的5月4日夜里10点左右,震得更剧烈——客厅里的几十个小灯哗啦啦撞得直响,张凤琪“一点也不害怕”;而她的二姐张凤霞


,随同邻居们跑到楼下空地,“很多人在室外呆了一宿”。


  严格说来,张凤琪没经历过1976年7月28日的唐山大地震,所以她没有姐姐们的恐惧感。1976年7月27日清晨6点,大姨家的表姐用自行


车接了9岁的凤琪回丰润老家玩,因担心下雨,就走得早。“只隐约记得,那天风很大,燥热异常”。


  第二天,带走24万生命的惨烈地震发生时,“丰润姨家的房子没倒”,凤琪当时在想,“我家应该没事的”。


  几天后,舅舅上姨家,说,“唐山都平了”。


  再回到唐山时,“路上全干净了”,死了那么多人,但凤琪没见到一具尸体。“那熟悉的路看不到了,家也不见了,父母不在了”。


  姐弟五个抱着痛哭。


  那惊悚的一夜,二姐张凤霞终生难忘:身体被倒塌的墙体压住了,余震不断,越压空间越小,凤霞叫大姐:你快点,把灯打开,我啥


也看不见!姐姐说够不到灯线,“你力所能及呗”——凤霞居然用了这么一个词。后来听着外面有人喊,地震了,救命啊……撕心裂肺。


  三妹、弟弟与父母睡在另一个屋。第二天弟弟张学军被扒出来时,“脸像紫茄子”——父母用身体和胳膊架在他胸前,正好搭成一个


蓬,护住了这个幼小的生命。


  大姐大声喊:快找水来,给他洗个脸!可那时哪里有水啊?三妹张凤丽被扒出来时,一点伤没受,跑一边玩去了。后来救援人员扒出


她的父母,说死了,这才意识到事情的严重。


  哭,是姐弟们随后几天的常态。


  哭着长大。


  揪心的成长


  1970年代


  解放军帮着姐弟们盖了简易房,撤退时带走了18岁的大姐张凤敏。


  那时的凤敏,“双眼发直,一个人呆着呆着就会哭”,部队领导说,再不跟着我们去当兵,“会傻的”。30年后的今天,凤敏说,“


吃了最多苦是二妹凤霞,我一走,她就成了全家的顶梁柱。”


  在部队,大姐凤敏“每天都在想着弟妹们”,打雷下雨的天,她最担心,是不是站在树根下呀,她常常写信告诫弟弟妹妹。


  弟弟张学军写信给大姐:“二姐不给我做蒜苔炒肉,天天吃面汤,我看着就犯迷糊。”想着心酸,偷偷地哭,不由自已地哭。


  回唐山看弟妹,带着部队发的月饼和水果。路上凤敏买了两斤蒜苔,回家炒了两盘满满的肉给弟妹们吃,痛快地吃。


  大姐当兵,二姐顶替父亲进唐山矿做了学徒工,弟妹继续学业。“大姐说我粗鲁,我就这性格,工人性格,家里就我像个男的,弟妹


们的事,七大姑八大姨,全是我在操持,我是家里的组织部长,没我不成。”二姐凤霞说。


  “怕别人说我们脏,这是没爹没妈的孩子,所以特别要强”,啥事都学着干,啥活都顶着干,男人干的活都是二姐凤霞在干。第一次


钉被子,弄折了4根针,“不会使那劲”,就坐在街边哭,邻居阿姨过来了,手把手地教,一针一针地学。


  刚开始只会做面条,不会切,拉出来的面条有两指那么宽。水煮开,放点青菜,搁点盐,下面条,熟了就吃了。弟妹们后来“吃伤了


”,以至于,弟弟张学军如今见了面汤,就犯恶心。


  凤丽说弟弟不懂事,那时候竟耍疯,饭做夹生了,他就闹;烧开的水如果没冷却到像水泵里一样凉,他就不喝,左右折腾。姐妹们没


辙了,常抱着哭。


  生炉子也不会,常常呛得一把鼻涕一把泪;劈柴,和面,烙饼,包饺子,从前都没干过的事,跟随着邻居大婶慢慢地学,一点一点地


模仿。


  街道主任、邻居们常拿五姐弟的生活细节来训斥自己的孩子:你看人家姊妹,没有父母也那么坚强。


  坚强地活着。


  “组织部长”的母亲角色


  1980-1990年代


  1976年地震后,14岁的二姐张凤霞进唐山矿,因为年纪不够,亲戚帮着改大了一岁。孤儿众多,又都幼小,煤矿成立了“小孩组”,


让一个老师傅看着,不用干活,“不出乱子就成”。


  半年后煤矿恢复建设,“小孩组”解散,张凤霞被分到油漆组。油漆组除一个老师傅外,其余全是女工,爬上高高的井架子,系好保


险带,提上油漆桶,从此开始艰辛的工作。


  矿长偶然路过她们的工作现场,说这几个女孩儿挺能干挺能吃苦,应该去学点技术。领导一句话,张凤霞又被调到汽车修理队,“那


是多好的部门啊,很多人开了后门也未必能进”。从学徒工干起,18块钱一个月,一直干到1998年,汽修队不景气,“实行下岗政策”。


  张凤霞急了:“工作20多年,没功劳也有苦劳,你说让我下岗就下岗啊。”跟领导闹,竟收到奇效,“不是让你下岗,是让你转岗”


,领导的话软了。


  就转岗到了钳工车间,至今七八年。车间承包给个人,可以向外接活。矿里其它部门有业务,“也都宁愿包给了厂外的亲戚朋友”,


外面又很难揽到像样的活,“车间死气沉沉”。


  2006年7月6日上午11点,车间主任熊世权给张凤霞分配了一些活儿,张凤霞嫌活太多,“别把我当男人用”,同主任吵了起来。车间


21个工人,只有张凤霞一名女工,“其实领导挺照顾我的,我就这一性格,烦了就闹”。5月份因为假期长,活又太少,张凤霞只领到280


元的工资,工作正常时有六七百块,“还是很憋气”。张凤霞说,这个车间其实是能挣钱的,就是接不到活。


  没结婚之前,二姐张凤霞管着家里的财政,每月的工资和弟妹们的生活补贴她都藏到大家找不到的地方,“还经常换着地儿藏”,就


怕弟妹们瞎花。张凤琪清楚地记得她成长中的一个细节:上中学了,特别爱美,想要一条蓝色的裤子,“扯布做大约四五块钱”。“二姐


没给我买,我特别伤心,偷偷地哭了好多次”。


  “有这事?对不起啊小妹,姐姐现在给你赔不是。”二姐听了,很内疚。


  女儿温静20岁,唐山卫校四年级学生,明年毕业,现在在父亲温富跃任职的工人医院实习。自己没能力,张凤霞指望温富跃能帮女儿


解决工作问题,这是她现在最烦心的事。


  张凤霞性格泼辣干练,想到就说,直来直去。比如,她重男轻女,常引起女儿温静的不满,母女口角。四妹凤琪生孩子,她表态:“


生个儿子我给2000块,生女儿一分不掏。”马嘉懿出世,她拍出2000元。


  最能反映张凤霞性格的一个件事是:弟弟张学军结婚时,她到汽车修理队订了一辆大客车。结婚头两天,修理队调度给她打电话,说


你弟弟结婚那天矿长要用车,你赶紧再想个办法吧,别耽误了大事。


  凤霞一听就火了,电话里就骂:“咋这么势利呢,他矿长想用就要用啊,我找他去。”其时凤霞已调到钳工车间,而这位矿长分管后


勤和生产生活物资。


  于是有了这样的对话——


  矿长:“咋这么大气啊,坐下慢慢说。”


  凤霞:“我不坐,我气死了。你是矿长你说用车就用车,总有个先来后到吧,我提前俩月订都不中,你这讲的是啥理啊?”


  矿长:“我不知道你有用呀,你使你使。”


  凤霞:“那你给调度打个电话,否则他们不敢。”


  矿长:“好,我一个矿长,到哪儿找不到车。你别急。”


  凤霞:“能不急吗?换你家你急不急?”


  “药罐子”的现实生活


  1980-1990年代


  2006年7月7日晨8时,开滦矿业集团机关大楼4层过道里,张凤丽拎着水桶和拖把,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她是开滦集团劳务中心卫生组清洁工人。1979年初中毕业进开滦集团矾土矿,“那时开滦多红火啊,唐山人都打破了头争着进开滦”


。在矾土矿干到1996年厂子倒闭,什么活都干过,电话室、配电站、收发室、选料厂,“就没干过技术工种”,一直是“普工”。


  地震前的张凤丽,“过去总爱拉着妈妈的衣角,忸怩、撒娇,她还是个‘药罐子’,弱不禁风”。地震后,大姐把凤丽送到丰润乡下


舅舅家,生怕她病了一家人无所适从。可打这之后,“凤丽的娇气不见了。她竟然断了药,也奇怪地断了病根。她为姐姐分忧,精心照看


着小弟”。


  矾土矿离家20里地,每天骑自行车40分钟上班,40分钟下班,风雨无阻。 1996年8月调任集团清洁工,离家倒是近了,走路20分钟,


收入却少了——每月600来块的工资,只够敷补家用。


  爱人李全民是凤丽从前矾土矿的工友,矾土矿倒闭后调唐山煤矿做井下看守工,天天下井,三班倒。每月能挣1200多块钱。


  2000年以4万元的价格卖了20平方米的老房子,买了一套半新的二手房,38平方米,一室一厅,5万多块。这房子,在张凤丽的同事中


算大的,“好几个同事,祖宗三代挤在一屋”。


  儿子李超睡客厅,但他暑期里没事天天住在二姨家里,二姨的女儿温静就住到三姨家来。因为“二姨家有电脑和宽带,可以上网打游


戏”。1.76米、爱好体育的李超6月才结束高考,281分,作为体育特长生,“可以上二本”。他报考的是唐山体院和石家庄体院,“母亲


不想让他离家太远”。


  张凤丽是五姐弟里环境相对较差的,尽管收入不高,住房不大,他没觉得自己不幸福,该花在姐妹们身上的钱,不吝啬。“多好的姐


妹啊,我很知足”。


  最艰难的那几年早过去了,每每提起地震后那些苦涩的日子,张凤丽总是沉默着,欲言又止。钱钢在《唐山大地震》的书里,张凤丽


的地址最详尽,所以她总收到好心人寄来的礼物,袜子、手套、钱……


  1996年唐山地震20周年时,辽宁电视台帮助五姐弟到沈阳寻找帮助他们的好心人。带着瓷具、唐山特产麻糖、新衣物作为答谢的礼品


,他们见到了帮助他们的人,盲人吴宝锦——两口子都是盲人按摩师,收入不多,却心地善良。


  那些难以忘却的年月,总是伴着爱心一起走过:家里的小饭桌塌了,有人会打好一个铁腿的木桌,趁姐弟们不在悄悄放在屋里。家里


的水常常莫名其妙盛个满缸,灯坏了有人来修理,做不动的苦力,总会有好心邻居在帮忙……


  张凤丽常常感叹:那时的人们实在是善良,而现在,都变得自私自利了。


  当年大人们要把弟妹送到石家庄育红学校,大姐张凤敏没有同意。部队收下了她,却没忘了其他四个孩子,过年过节,一起接到军营


,买新衣,吃零食,军营给了他们同样的快乐。平素,石各庄农场驻着一个连队,送米送菜送煤,对姐弟们的照顾得也挺周到。


  弟弟原来的名字叫张武。为了感谢部队的帮助,姐姐们给他改名张学军。


  新生活


  21世纪


  在姐姐们的宠爱中长大,张学军也深爱着他的姐姐。


  还在谈恋爱时,张学军把女友曹蕊带到二姐家里来吃饭。三姐打来电话,说弟弟吃肉饼吗?张学军最爱吃肉饼了,但心疼三姐中午只


有一个半小时的休息时间,来回几公里太辛苦,嗫嚅说“不想”。40分钟后,有人敲门,三姐满头大汗进屋,手里拎着刚买的肉饼。张学


军一下子就哭了,几个姐姐眼里也都有泪花。


  曹蕊眼圈红红的,“心里不得劲”,她怕尴尬进了里屋。二姐的女儿温静对她说:“阿姨,这在我们家是常事,以后你见多就习惯了


。”


  比张学军小8岁的曹蕊回家给父母说起这事,老人都挺感动,说这几姐弟感情真好。这是1998年夏天的事,后来成为张家媳妇的曹蕊却


记忆深刻。“所以我对这家人印象特别好,张学军内向不爱说话,但诚实善良,才搞了一年对象,我就决定嫁给她了。”


  姐姐们也最操心弟弟的婚事,大姐张凤敏说,“我看这兄弟媳妇个儿挺高,身体也好,挺结实,长得也漂亮,就同意了。”


  曹蕊母亲生病了,要给老人些钱,同张学军商量。“你自个儿作主吧,想给多少都成”——曹蕊说老公心眼很好。曹蕊要买房子,张


学军说要买就买一个大宅子,曹蕊说没这么多钱。那不成,要买就买个够大的,张学军很坚决。“他的意思是,姐姐们干不了几年都要退


休了,大家要住在一起,老了一起打牌。”曹蕊笑,“我们现在住的房子,他说留给李超(三姐的儿子),结婚用。”


  张学军初中毕业后到石家庄当了4年兵,退伍后在唐山市热力公司工作,连年先进,人缘也好。在机关工作了十几年,按部就班,2001


年工伤摔坏右脚,康复后就到四姐夫的公司帮衬。


  “不是因为孩子,他不会去打这份工。”曹蕊说,“多辛苦啊,没一个休息天,每天眼睛都红红的,一回家就想睡觉,本来话就不多


,现在更沉闷了。”


  曹蕊生孩子,胎儿心音不稳,张学军叫来大姐。看着曹蕊难受,姐弟俩都流泪。剖腹生下张泽浩后,四个姐姐轮流到医院陪护,不让


弟弟熬夜。没奶,三姐张凤丽天天端来猪脚汤,没几天,汩汩下奶了。


  打四妹张凤琪工作开始,大姐张凤敏就订下了个规矩:每人每月存25元,存到弟弟娶媳妇。张学军结婚时,姐姐们送的礼物都是那个


年代最高档的商品,音响是健伍,家具是华丰……


  张学军有脾气不好的时候,也常对着姐姐们发火。“他咋说都成,可我说一句他姐姐的坏话,他就不答应,”曹蕊说,“这几年他改


了很多,脾气温顺多了,责任心也特别强。”


  张学军的思忖也是大姐张凤敏的梦想:买个大宅子,姐弟们全住在一起,一起吃饭,一起打牌,一起玩儿,睡觉时各回各屋。


  医院的走廊很长,非常安静,非常干净,没有什么东西阻挡视线,每次陈秀敏朝走廊尽头看去,她都能看见她的妈妈躺在那里,下面


垫着碎花被子


  -本刊记者 马金瑜 发自唐山


  陈秀敏记得,自己小时候“很坏”。只是个13岁的小姑娘,手里攥根木头棒子,把
 
 
  
 
 
 
高自己两个头的男同学堵在放学的路上,像疯了一样不要命地冲上去打,被打得鼻青脸肿的男同学扔下书包,只顾逃命。


  这还不算完。


  “跪下,给我认错,说对不起,不然我马上把书包扔河里去!跪不跪?!跪下!”陈秀敏站在河边上,把书包带子一抖一抖的,终于


,男同学给她跪下了。


  因为在班级里这个男同学骂她的父母,已经在地震中去世的父母,陈秀敏用桌子猛地狠撞他的肚子,“你骂谁?给我道歉,听见没有


?”男生疼得直吸气,但还是骂。陈秀敏说:“好,你等着!”于是,她找好一根使着顺手的木头棒子,找来几个关系好的女生,等在放


学路上。


  另一个女生骂她妈妈,陈秀敏转手照她脸上就是一巴掌,两个人打起来,陈秀敏硬是把人家按在讲课下面,连捶带踢,“谁让你骂我


妈妈,谁让你骂我妈妈……”


  直到今天,她说,谁骂也不行,骂了我还要打他。


  但谁能想到,她43岁了,当了24年护士,做了20年母亲,还是见不得刮大风,打雷和闪电——能吓得打哆嗦,藏在被窝里,不敢出来


。 三十年了,三十年的那个夜晚,就有大风,有雷,有闪电。母亲躺在有雨水的水泥地上,父亲的尸体,很多的尸体,到处都是尸体,雨


不停地下,地上,慢慢有淡红的水,不停地流,流。


  长期拍摄唐山孤儿的摄影记者常青老人说,孤儿们非常固执,任性,不讲道理;另一方面,又非常脆弱,孤独,敏感。这是他们身上


共同的东西,“可是想一想,没有这样蛮横的个性,在那么艰难的时候,怎么能活下来?”陈秀敏是个典型。


  妈妈在呢,不哭


  当年,她们一家五口住在西窑的平房里,父母都是当地街道工作人员。7·28凌晨,陈秀敏说,自己那天睡得迷迷糊糊的,就觉得房子


左摇右晃,她还曾问妈妈,“妈,怎么下这么大雨,刮这么大风啊?”


  半睡半醒的她被巨大的响声惊醒,当时家里玻璃都被震碎。房子也已坍塌,一家五口都被捂在了房下。幸好墙边的柜子撑住了一面墙


,她和母亲、弟弟妹妹幸运地活在了这个狭小的空间里。在遍寻不着出口后,一家人只好在坍塌的炕洞里等待救援。早晨7时多,一家人被


救了出来,可是不满50岁的父亲,那个总是喜欢用胡须蹭弟弟柔嫩脸蛋的父亲,没了!地震时父亲陈连儒本来已逃出屋子,在转回头回去


寻找被埋的妻儿时,余震把他压在了房下面,如果不是为了回头寻找家人,父亲完全可以保住自己的命。


  幸好妈妈还在!11岁的妹妹和9岁的弟弟还在身边。


  弟弟妹妹都在哭,天在下大雨,陈秀敏也在哭。膀胱受伤的妈妈躺在满是雨水的水泥地上,雨淋在妈妈身上。妈妈说,妈妈在呢,不


哭,都不哭了。


  陈秀敏不哭了,跑到发被子的解放军那里,要一床被子。当时被子不多,都用来包死人。很多人在要,个子矮小的陈秀敏哭叫着,非


要一床被子,谁也没有注意这个13岁的小女孩。陈秀敏拽住工作人员的衣服,大声说:“你们看见没有,我妈妈受伤了,我妈妈躺在水里


面,要是我妈妈有个什么事情,我绝对饶不了你们!我绝对饶不了你们!”


  被子发给她,她赶紧给妈妈垫在身子下面,雨水很多,被子很快湿透了,她用干一点的一面给妈妈盖在身上。


  被砸伤了膀胱的妈妈解淑兰,也是有机会生还的。因为放心不下失去父亲的孩子们,妈妈放弃了转移到外地治疗的机会,每天都在忍


受无法排泄的痛苦。


  因为很难受,妈妈用目光看着三个孩子,看了一遍,又一遍。一位同样是膀胱被砸伤的邻居被转去外地治疗,三十年后,还活着,“


我妈妈就是不放心我们,我们三个还 太小了,她就那样含着眼泪,看着我们……”


  妈妈在8月3日那天去世了。就是在那天,爸爸的尸体终于从瓦砾中被挖出来,年幼的姐弟三人,13岁,11岁,9岁,三个孩子搬不动爸


爸妈妈的身体,别人帮着他们,把爸爸妈妈葬在了一起。


  一定要活下去!


  9岁的弟弟在地震后被亲戚带走,陈秀敏和11岁的妹妹相依为命,家里已什么东西都没有了,是当时的书记刘桂兰大妈好心地收留照顾


姐妹二人,有好吃的先给姐俩,有衣服也先考虑姐俩。孤苦伶仃的姐妹二人想念父母,在给父母烧纸时,被当时在耿家营的部队战士发现


,从此姐俩就纳入了部队的照顾范围内。


  “亲戚送弟弟来部队看我们姐俩,我说什么也把弟弟留下,不让他走了。”陈秀敏说,“虽然失去了父母,但是我是老大,我们姐弟


三个,死也死一起,活也要活一块!”13岁的陈秀敏当时只想着,就是要饭吃,有自己一口,就得有弟妹吃的,“一定要活下去!”


  五叔喜欢弟弟,跟她商量,把弟弟抱走,陈秀敏还很小,可是怎么也不答应,五叔一直不和她说话,一直不说,“到死也没有和我说


一句话,可是我不后悔,我弟弟怎么能给别人家呢?”


  幸好有部队的照顾,姐弟三人才能活下来。1976年9月,她们和200多名地震孤儿一起,被安排到邢台育红院去学习、生活。秀敏永远


也忘记不了当时的一幕———深夜了,邢台车站站台上老师阿姨们仍在等候。在育红学校时的照片上,陈秀敏胖乎乎的。


  陈秀敏说,育红学校的孩子们被照顾得特别好,“我们过的是集体生活,女孩头上的发卡、卫生纸,连给家写信的邮票都是发的,”


她说,当时和弟弟妹妹在一个院,基本天天能见到,看到弟弟妹妹好,自己也放心。


  和弟弟一起在育红院,弟弟啥都跟她要。


  “姐,我要拉屎。”“给你纸。”


  “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