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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化还是世界化?
发布时间:2013-11-02 07:16

民族化还是世界化?——简析90年代的张艺谋电影

 

【北师大艺术与传媒学院04硕 孙莹洁

九十年代无疑是中国电影的一个转型期,电影向着更加多元化的方向发展,并开始走出国门,走向世界电影市场。以张艺谋电影为例,自八十年代掀起红高粱热之后,九十年代以来,从《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秋菊打官司》到《我的父亲母亲》,创造了中国电影的一个又一个奇迹,不仅毫无例外地成为中国电影的焦点,也频频获得国际好评,成为中国电影一面独特的旗帜。

表面上看,张艺谋电影里充满了民族化的风情,影片中徜徉着黄土的情结,古典的回归,展现着东方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比如《秋菊打官司》中的黄土地和古老村落,《菊豆》中充满着奇特习俗的染坊,《大红灯笼高高挂》中的神秘而封闭的四合院,以及各种各样奇异的东方生活习俗与节庆仪式,诸如《大红灯笼高高挂》中反复出现的大红灯笼和点灯、封灯仪式,不厌其烦的捶脚,一夫多妻制中妻妾的微妙关系与争斗……这些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遥远感,与现代文明的遥远距离,与西方文化的遥远距离。

有人认为,这份遥远感就是民族性,是鲜明的民族特色,而张艺谋正是通过其电影的民族化才实现了中国电影的世界化。不可否认,遥远感塑就了陌生化的效果,令人在耳目一新的同时,毫不吝啬地献出自己的掌声。然而,这份遥远感和陌生化究竟是对谁而言呢?仔细考察一下张艺谋电影的成功之谜,发现他的电影首先是在国际上获奖,而后才是自然而然的国内成功,换言之,走的是一条由外而内、国外包围国内的路线,正所谓墙外开花墙内香。就电影的商业运作和品牌效应而言,张艺谋这条路无疑是成功了。然而,国际获奖成为国内成功的先决条件,这必然会使电影创作在有意无意间,去迎合西方人的欣赏视野,甚而按照西方人的口味与标准去制造东方。对于在钢筋丛林的城市中看腻了工业文明与现代景观的西方人来说,太极、八卦、气功、奇特的染布工艺、黄土高坡的奇风异俗,足以构成一份异质文化的审美情趣,调动起他们浓厚的观赏欲望。另一方面,贫瘠荒凉的黄土高坡,穷乡僻壤的生活习俗,也足以满足西方人的自足心理,给他们一份格外的满足感。

然而这就是真正的民族性吗?张艺谋电影中的奇风异俗,在我们今天的中国人看来都那么陌生与神奇,仿佛一个古老的神话,一个遥远的部落传说,或是一段不可追忆的往事。当中国观众都觉得陌生时,这个东方还是真正的东方吗?还能够代表真正的民族性吗?它只能沦为西方审美视野中的东方民俗博物馆,成为供西方看客观赏的东方花瓶,它售卖着东方的原始、落后与神秘,也售卖给西方人满足感和骄傲,并期待着换回奖项和掌声。

这种依赖与迎合必然会使影片中的东方变形变味,甚而歪曲中国形象,并进一步扭曲民族性。失落了文化精神和民族性的电影,注定要走向形式主义。黄土情结在《我的父亲母亲》一片中发挥到了顶峰,那憨厚而羞涩的笑容,笨拙却热切的步态,荒凉贫瘠的黄土地,碎花袄与红头巾……于最单纯的情节中浓缩着东方的古老与封闭,演绎着理想化的黄土地。再往下该怎么走?当黄土地穷尽时,张艺谋把目光转向了更为遥远的古代,因为遥远,他可以更加随意地涂抹,在形式上大做文章。所以,我们看到,告别了九十年代的张艺谋,转向了古典和武侠的视觉奇观,用《英雄》和《十面埋伏》创造了两次票房神话,然而,同样不难看出,影片对西方人欣赏视野的迎合也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英雄》的风光片效果,声势浩大的特技制作,《十面埋伏》中赤裸的表白,激烈的拥吻,肉体欲望的气息,情杀,三角恋,侦破,悬疑……一道用中国服装包装起来的西式快餐,古典和历史都成了调料。潜隐在九十年代电影中民族文化精神的失落,在绚丽的形式感和苍白的思想性的鲜明反差中,终于浮出水面。

    民族性与世界化应该一体的,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真正的民族性必然会走上一条成功的世界化之路。张艺谋电影虽然在国外获得了许多礼节性的称赏与掌声,也创造了无数票房神话,但屡屡挑战奥斯卡等国际大奖却屡屡败北,可见这条世界化之路走得也并不那么顺畅。或许,在迷失和迎合中走得太远的电影,需要一点沉淀,一次灵魂深处的回归。回归民族之根,执守民族文化精神,然后再以开放的心态和反思的理性融入瞬息万变的时代,以自信、自尊的姿态立足并周游世界文化浪潮,并找到真正属于自己的力量。

北师大女研究生孙莹洁纪念馆孙莹洁 生辰 1982.03.06 - 2007.05.15 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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